二、嘉賓身份的可消費性分析
(一)嘉賓的選擇——生產成本最小化
從表1我們可以看出,不早於1975年出生的嘉賓佔到總數的65.68%,而早於1965年出生的嘉賓隻佔到7.46%﹔在不早於1975年出生的可消費名人中,1975年到1985年的嘉賓佔到樣本總數的50.75%,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嘉賓佔到14.93%。年輕嘉賓以絕對的比例優勢成為可消費名人的主要構成群體,這與傳統媒體訪談類節目的嘉賓年齡取向大相徑庭——傳統以發揮精神榜樣作用為旨歸的訪談類節目常常選取年齡較大具有突出貢獻的人物作為嘉賓。
此外,年齡限制只是可消費名人身份建構的取向之一,當年齡遞減超過一定界限之后,年齡取向的積極影響將大幅降低,此時,它的應有權重受到縮減,其他元素將發揮顯著性作用。訪談類節目的消費主義符號形式畢竟不同於時尚雜志等視覺沖擊佔決定性地位的靜態空間符號形式,它同時需要時間的、動態的、由會話行為產生的聲音符號刺激受眾聽力。1985年之后出生的嘉賓作為新生代可消費名人在閱歷和知識的積累上容易形成弱勢,增加成本負擔,因此並不佔主要地位。
在嘉賓所屬地區的分配上,內地、港台和國際分別佔到56.72%、37.31%、5.97%。國內外嘉賓比例對比懸殊,這說明在我國大陸媒介產品中,可消費名人所屬地區基本為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從媒介產品的生產者來看,內地明星地理上的優勢是他們優先考慮的元素﹔隨著香港和台灣地區與大陸的往來日益頻繁,港台明星在地緣上的劣勢得到彌補,因此,港台明星和內地明星在內地網絡節目的可消費名人構成中佔比相當﹔以好萊塢電影和韓劇、美劇、日劇等為代表的國際媒介文化產品在大陸文化市場上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國際明星在大陸文化消費者眼中也具有很強的消費性,比如本次研究的樣本中,有一期節目的採訪嘉賓就是美國電視劇《吸血鬼日記》中飾演女主角Elena的Nina Constantinova Dobreva,據筆者的統計,截止到筆者研究時(2014年10底)該期節目(2014-07-16期)的累計點擊率達到了27,546,329次,在《大牌駕到》所有節目的點擊率排行中位居第5,實屬商業上的成功之作,但是,國際可消費名人因地理隔閡導致成本過高,就目前的情況看,這一類可消費主體仍然處於生產者考慮的邊緣范疇。
(二)節目的接近性——消費者需求
消費主義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文化產品在文化市場的生產流通同樣需要遵循價值規律,因此,消費者需求的重要性對於媒介文化產品的生產者來說不言而喻。
網絡娛樂節目的受眾定位與網絡使用人群保持高度重疊,盡管隨著互聯網應用的普及,網絡使用不再是年輕人獨有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以網絡為載體的娛樂性使用上,以1975年—1985年出生的年輕群體為主的網絡土著依然是互聯網消費的主力軍,較大年齡的互聯網移民依然主要活躍在網絡的工具性應用上。
因此,筆者認為《大牌駕到》對受眾的年齡定位為1975年—1985年。1975年—1985年出生的年輕人與這個年齡段的名人經歷過相似的成長環境和社會變遷,容易產生共鳴,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
在地理區位上,《大牌駕到》是中國大陸的節目,它的生產和消費都離不開中國大陸,這就要求該節目在受眾地理上的定位以中國大陸地區為主。這一地區的受眾雖然受到海外文化的影響,但文化根性還在本土,主體消費需求依然是本土文化。
由表1還可得知,在嘉賓的性別構成上,男性嘉賓的比例為62.69%,明顯多於女性嘉賓。從現實經驗看,男性通常通過觀賞體育競技類節目中比賽的沖突、合作等情節達到移情、宣泄的目的和通過雄性力量的肉體沖突提升自我認可,而女性則偏向以情感、窺私等元素為構成主體的綜藝娛樂節目達到移情、夢幻、宣泄、治愈、心理強化等效果來放鬆身心。因此,《大牌駕到》的受眾定位在性別上以女性為主,從心理學的異性效應觀照,這就意味著男性可消費名人對於佔有同類節目的市場具有強有力的作用。
三、可消費性選擇對社會的消極影響
(一)偶像符號的負面效應
有研究者從符號學角度來解釋明星,認為明星是實際的影視演員個體(對象一實體)與附著於其上的符號意義(所指一象征)的綜合體,它是一種象征符號,一種偶像符號,②筆者對這種觀點表示認同。明星的價值不在於作為個人的明星本身,而在於作為大眾偶像的符號象征意義。
羅蘭巴特認為,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它們的內質可以各有不同。③在明星符號體中,所指是面向普羅大眾的,是媒介為之塑造的光鮮亮麗的形象,所指的本質是漂亮、時尚、陽光、雄性力量等受眾通過視覺感官接受的意義及所指的所指:奢華拜物的價值觀,而能指才是明星本身作為人的肉體實在。
在偶像經濟的流通過程中,一些價值觀尚未完全成熟的年輕人極易模糊甚至混淆能指與所指的界限,他們誤認為自己在媒介載體上看到的就是明星的真實存在。為了在現實生活中追隨他們從媒介上直接拷貝到心目中的明星形象,一些所謂的超級粉絲經常付出高昂的代價,甚至做出極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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