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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意識”與“底層立場”:

[學子論文]微博意見領袖的雙重態度呈現【2】

--基於三個案例的分析

劉高見

2015年04月01日11:15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二)群體構成特點

學界對微博意見領袖的定義存在各種分歧,在分析微博意見領袖的構成上也存在著不同的指標,但是往往是局限在自身所採用的定量分析上來研究。李彪分析微博意見領袖的個性特征“以成熟練達、思想開明、博聞多學和積極進取等個性為主”,進而勾勒出微博意見領袖的基本特征:“年齡一般在40歲以上,以高學歷、高收入的男性資深網民為主。”3另一方面,微博意見領袖的構成群體並不僅僅是“大V”一個標簽所能覆蓋的,它還包括來自草根群體的一些公益人士,以及一些營銷賬號,當然這背后存在著推動的力量。在新媒體時代,微博意見領袖存在多元化的趨勢,並且在網絡ID的背后不僅僅是單個的個體,有時是一個團隊。

微博意見領袖除了具有自身的特點以外,在群體內部,已經形成了微博意見領袖社區。微博意見領袖社區在原有關系網的基礎上,利用自身的網絡與社會資本,進而擴展了在微博意見領袖社區關系網。曾繁旭、黃廣生的研究指出,“其實網絡意見領袖與傳統媒體時代的意見領袖有著大面積的重疊之處。傳統媒體時代的主持人、編輯、記者、時評員、專欄作家、學者和律師等仍然佔了總體的大多數。在眾多公共議題中起到引導公眾注意力,引導公共輿論的意見領袖仍然是傳統媒體時代的這批人,主要是媒體人‘驅動’。”4意見領袖社區內的聯動效應正是基於這樣的關系網絡。

二、微博意見領袖的態度呈現

(一)精英意識

通過對微博意見領袖的言論內容所做的分析來看,他們在言論上存在明顯的傾向,通過話語的展現,可以看出他們的“精英意識”的傾向。如何來理解“精英意識”?“簡單而言,精英是外在的‘身份’,精英意識則是內在的‘品質’。身份的基礎可以是任何一類外在於心靈但受到社會成員普遍尊重的社會學特征—財富、權勢、名望。”5但是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精英的身份與精英意識的表現存在諸多的不協調,精英意識的內涵應該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對重要性的感受能力,也就是對具有重要意義的公共問題的敏感性”﹔其二,“在足夠廣泛的公共領域揭示出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時具備的表達能力和道德勇氣。”6

微博意見領袖的構成群體以以公共知識分子為主,微博言論呈現專業性的特點。擁有對公共話題的敏感性的把握以及所能夠表達出來的擔當,是微博意見領袖精英意識的主要體現。即使是在2013年8月份開展網絡治理專項活動以來,微博意見領袖的活躍度雖然有所下降,但是其言論內容並沒有發生較大的變化。武漢大學互聯網科學研究中心以244個微博意見領袖為研究對象,對他們的微博言論內容展開詞頻分析(圖二)。7

圖二:微博詞頻統計數據(2014)

(資料來源:<微博意見領袖網絡行為—“淨網”前后的數據分析>,吳英女,沈陽,周琴,2014,《新聞記者》,1:31。)

從援引的詞頻分析數據表中可以看出,微博意見領袖對政治話題和國際話題的討論佔據主要的比例,政治話題,參照性的詞語例如“政府”、“官員”、“改革”“領導”等﹔而國際話題,參照性的詞語例如“美國”“日本”“朝鮮”等。除此之外,更多的話語傾向還是集中在社會變革和社會制度之上。從微博意見領袖的構成群體來看,學者對制度的改革、法律的完善、公平公正的渴望相關方面的發言的頻率較多。尤其是對當前中國轉型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值得關注的是,維權派律師成為當下中國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擁有豐富的法律知識。例如,徐昕、袁裕來、浦志強、斯偉江等,他們出身於高等學府,在律師界也擁有很高的名望。浦志強代理“唐慧案”、“任建宇案”等受到公眾廣為關注的案件,也帶來了大量的轉發和評論,可以說他們擁有“精英意識”,對法制的改進抱有很大的希望,並且也投身實踐推動法制的進程。因此,可以說微博意見領袖的態度具有“精英意識”。

(二)底層立場

“底層立場”一詞來源於於建嶸,於建嶸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並且屬於微博意見領袖。於建嶸發起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鄧飛發起的“微博打拐”與“免費午餐”行動,王克勤發起的“大愛清塵”公益活動等以關注弱勢群體,參與社會民生的討論等都可以說是“底層立場”的表現。“底層立場”的解釋可以說是站在底層社會,用底層的心態來觀察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態或者幫助底層民眾維護合法權益。

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因土地問題或與政府產生糾紛,上訪民眾可能會遭遇上訪無門的情況,農民工在城市當中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等等。微博意見領袖在這些關乎底層利益的事件當中,多數都能為底層說話。他們常常能夠懷有悲憫之心,將底層人們的痛苦無奈通過更多的渠道展現出來,以此來尋求問題的解決。郭於華曾言,“展現不為人知或被人視而不見的‘社會痛苦’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但更為重要的還在於通過理解和解釋,揭示社會苦難的根源和通常被掩蓋的制造苦難的機制。”8正是因為微博意見領袖的專業性和影響力,使得他們在傾聽底層聲音的同時能夠提出制度性的建議,這也印証了微博興盛之后大眾政治的勃興。

微博意見領袖的“底層立場”同時也來源於他們的“精英意識”。近些年來,群體性突發事件時有發生,也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如2007年廈門“PX事件”、2008年上海“磁懸浮事件”、2008年雲南“麗江水污染事件”、2009年廣東“番禺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事件”、2011年大連“PX事件”、浙江“海寧事件”、2012年四川“什邡反對興建鉬銅項目事件”、江蘇“啟東事件”、浙江寧波鎮海“PX事件”。社會轉型期,不斷涌現新問題,新矛盾,而以現有的制度體系並不能讓問題得到圓滿的解決。而群體性事件的發起以底層民眾為主,但是微博意見領袖通過對事件的推動,成為輿論的爆發地,使得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影響力得到放大。

微博意見領袖的底層立場部分與知識分子關懷有關,他們對底層民眾生存狀況給予了很多關注。福柯曾言“……必須得有一束光,曾有一刻照亮了他們。這束光來自另外的地方。這些生命本來想要身處暗夜,而且本來也應該留在那裡。將它們從暗夜中解脫出來的正是它們與權力的一次遭遇: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次撞擊,對他們匆匆逝去的短暫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紙隻言……也正是這樣的權力,催生了這些文字,讓我們有機會窺見這些生命。”9微博意見領袖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在底層生活過,因此通過微博平台展現出的態度和立場是出於對底層的一種關懷。可以說,微博意見領袖擁有底層立場代表了其態度立場的另一重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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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汪倩(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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