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評估，不妨再“試行”一會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組織40多位專家、歷時2年7個月編制的《報紙期刊出版質量綜合評估辦法（試行）》2011年1月1日施行，這一試，已到了第五個年頭。近年來針對報刊生態的變化，特別是媒體融合發展的趨勢，部分省市又在進一步修訂和完善相應的評估指標體系。有人以為，到了該把這個“試”字拿掉的時候了。

的確，既是試行，試得怎麼樣，效果如何？如何根據試行的情況加以修正？也需要有一個“評估”，需要進行一些再思考、再認識。

行政與市場：謹防角色錯位

作為政府管理部門，質量評估是其科學管理的重要依據，其本身是一種重要管理手段。誰評估、評估誰、為什麼評估、以何種方式評估，以及有何評估效果，前四者我們可以從該試行辦法中得到比較明確的了解：評估主體由政府行業主管部門主導﹔評估的對象是各類報刊出版單位﹔目的是提高報刊出版產業的整體質量和效益，引導報刊主體的規模化、集約化方向發展，形成報刊出版優勝劣汰機制﹔方法是對內容生產全流程的質量與效益指標測評。

我國報刊管理長期以來主要以報刊審讀、年度檢驗、案件查處等事后管理為主要手段，在實踐中暴露出滯后性，引導功能不強，而同步行進的綜合質量評估，則希望及時發現處於“亞健康”狀態的報刊，通過監管、警示，達到“治未病”的效果。辦法出台，引起業界對“有形之手”終於出手的歡呼。在報刊破困轉型中，有人提出要引入更多的指標，通過賦值時的額外加權，促使媒體在戰略決策上做出調整，發揮導向作用。傳統媒體探索轉型過程中，打造互聯網產品時花的冤枉錢不少，有人提出，投什麼怎樣投，需要指導，這時候就得祭出“評估辦法”來﹔也有人希望建立和抬高行業“門檻”，讓部分先進報刊充分享受“政策紅利”，從而讓其“坐大”做強。

實際效果又如何呢？四年多來，中國報刊生態發生很大變化，各地除了因所謂硬傷（導向問題或涉嫌違法等一票否決）之外，由於綜合指標合格未通過年檢、進而被吊銷刊號關張的報刊，鮮有所聞。所謂的淘汰機制在實際工作中表現為市場競爭的一般法則。綜合評估在不少地區成了業務管理部門的作業，其知曉度、權威性大打折扣。既然淘汰不了、否決不了，有的省市干脆改變思路，提出變汰劣為擇優，設立一些專項基金，對評估中表現優良、符合行業發展方向的報刊給予獎勵或資助，這又多少有點背離初衷。

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實施方案》。按照中央的總體要求，分類推進文化事業單位改革，明確不同文化事業單位功能定位，完善績效考核機制，深化事業單位內部人事、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理順政府與事業單位的關系，積極探索政事分開、管辦分離的有效形式。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轉變職能、簡政放權，加強過程管理與事后監督。同時繼續穩步推進文化系統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轉企改制。推動國有文化企業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

上海市2014年發布的《關於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國企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分類管理的思路亦可資借鑒。《意見》要求將國企逐一明確功能定位，突出企業的市場屬性，兼顧股權結構、產業特征、發展階段，逐步實現差異化管理。對於競爭類企業，要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兼顧社會效益﹔而功能類企業，以完成戰略任務或者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兼顧經濟效益﹔公共服務類企業，則以確保城市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引入社會評價。

試行辦法毫不掩飾其普適性，靠一套指標體系如來神掌般把新聞出版界的事兒“全管起來”，究竟能否達成？作為我國現行報刊審批制度，探索以客觀量化指標為基礎，改變市場准入和退出機制中的主觀隨意性，出台這樣的辦法有其合理性﹔然而在日常行業管理中，向相關報刊經營者提供作為第三方的分析意見，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強調社會治理中的市場因素，探索負面清單式的行政管理，根據企業競爭性、公益性等不同特性，探索實行分類管理，已成為改革的大方向，將這樣全面的評估推進為全面監管，與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並不一致。夸大報刊質量評估的功能，將其作為行業管理的統一剛性要求，恐怕只是面對全新市場環境下，具有濃厚計劃經濟思維的一次不具操作性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