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新聞業危機：文化的力量【2】

三、新聞業作為一個神聖的職業

錯誤的理論預測的結果並未成真。新聞業並沒被顛覆，反而開始回擊。

新聞，是一種帶有信念的職業，不僅是一盤圍著市場轉的生意。根深蒂固的文化符碼在報道和利潤追逐間建筑起了一座實在的“牆”，[12]一道拒絕褻瀆的文化區隔。調查、寫作和編輯制度使得新聞文化備受敬畏，在很早以前就發揮著類似宗教信仰的作用。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創始人沃爾特·威廉出版的《新聞記者守則》中寫道：“明晰的思路、清晰的表述、准確性和公正性”是新聞業最核心的部分。當代新聞從業者將比爾·科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的《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新聞從業者須知和公眾期待》推為“聖經”，並將科瓦奇奉為新聞業的“主教”。他們斷言“新聞的第一要務是告知真相”，因為“新聞首先要忠實公眾”，而不是對權力負責。若記者是“權力的獨立監督者”，那麼他們“必須超然於報道內容，保持獨立性，並實踐他們的個人良知”。如果踐行了這些職業道德，這本“新聞聖經”向讀者保証：新聞會“提供一個論壇”，不僅吸納“公開批評”，且包容“和解與協商”。[13]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斷言：“隨著資本主義發展，所有神聖都會被玷污，沒有所謂的宗教熱情，任何職業都沒什麼有榮譽或令人生畏和尊敬的東西。”事實上，這種預言問世后的一個半世紀中，新聞繼續發揮著令人尊敬的能量，它的職業道德具有崇高意義，專業准則落地生根，落實在日常實踐中。當代學者利維斯記敘了新聞職業的“成功與失敗的符號、迷思和敘事是如何根深蒂固的”。[14]它的職業文化不僅體現在平凡實踐中，更有新聞英雄的傳奇史詩，有不少人為了追求自主和公正、為了批判與監督惡人惡行不懈抗爭，犧牲自我，甚至獻出生命。

化約論僅將新聞產品描述為信息，如果新聞只是關於信息的產品，那麼確實它也僅是一種技術，注定會被高速高效、具有良好用戶體驗的網絡所取代。將新聞化約為信息會讓人相信新聞會被取代的宿命論。但假設新聞是一份需要精巧技能的職業，它的產品必然超越機械記錄與信息傳送。

邁克爾·舒德森描述了一旦新聞與速記毫無差異，將如何變為一種“基本的翻譯和解釋”，對事件的意義梳理將轉移到“不具備整理分析能力的公眾” 身上。[15]安東尼·史密斯將新聞報道描述為“建構現實的藝術，而非簡單報道現實”。[16]唐納德·馬西森展示了1890~1930年間，新聞如何從“純信息”轉變為一種細微的、深度闡釋的深奧敘事：“採訪、總結、引述與編輯的文字記錄讓（新聞）宣稱能反映現實，它所採用的方式更客觀、因而也更權威。”

四、新聞業作為一個公民機構

科瓦奇和羅森斯蒂爾將新聞要素定義為“幫助那些具有自治能力的人適應越來越復雜世界的基本原則，並且有助於人們更自由自主地進行自我管理”。新聞不光是職業道德，更是公民道德。中立、洞察力、距離、自反性、理解當時當地社會敘事等特點都超越了某種具體的道德與專業技能，從而將新聞職業准則納入到了更廣闊意義的民主生活中，新聞遵循的神聖准則升華到公民道德的神聖殿堂。當記者在每個事件中找尋意義，將偶發事件轉變為典型案例，他們採用了公民社會宏大的敘事話語。公平公正不僅是狹義的專業責任，更是公民社會的基本准則：要求利益各方都遵循游戲規則，在為自身訴求博弈時能設身處地為其他人著想。實踐個人良知、在消息源中保持中立、在採訪中讓新聞源發聲、提供中立的信息等等讓協商變為可能。正如詹姆斯·斯裡普所說：“新聞是一門公民藝術。”這種信仰促使民眾批判世界主義和道德普遍主義，讓理想可以重獲支配地位。

詹姆斯·凱瑞曾將“公共性”描述為“新聞的神諭”……將新聞與民主神聖聯結。然而，用公共領域的詞匯定義新聞可能會讓人們不能正確理解當下的危機。漢娜·阿倫特和尤爾根·哈貝馬斯借用希臘政治的理想視角，將民主與公共性、公開與透明相聯，斷言人人都可以聽得見，看得見。信息交換成為關鍵。毫無疑問，公共領域的理論家高喊網絡是一個偉大民主產物，能加深透明度，拓寬參與面。曼紐爾·卡斯特爾等社會學家分享了他們的熱忱，開始將社會視為傳播節點編織的大網……。

縱然千變萬化，公共領域和網絡理論都是化約論的分支，將傳播技術視為獨樹一幟，會直接衍生出來的社會新形式。然而，從文化社會學視角來看，公共領域並不佔據制高點。與民主生活的公共力量一樣，它為偏執的煽動行為提供了成功契機。博客既拓寬同時也窄化了網絡，讓趣味相同的人們在虛擬的公共領域中聚集起來，以一種危險的方式形成了一種排他傾向的傳播節點，自成一個“小世界”……。[17]新聞職業道德與公民道德有利於消除這種狹隘，但公共領域與網絡理論家們卻對新聞的文化意義熟視無睹。在他們眼中，新聞業的命運在信息時代的車輪下已經微不足道。

新聞不僅是宣傳，或是將信息網絡化，而是廣泛普遍地“闡釋”信息。“不光是一條機械傳送帶，而是從一連串新聞事件中解讀出意義 ，它提供社會問題的語境、闡釋與主題”。[18]新聞或者民主都不是用來讓更多人，更快速，用更公開的方式訴說欲求的。新聞提供信息，但知識卻是在嚴苛的道德判斷標准中過濾出來的。新聞不僅提供觀察，還提供判斷、將違背公共道德的行為污名化，對不公正的抗爭行為戲劇化。新聞不僅包括公眾，還包括了公共領域。

從新聞業及其所處宏觀環境來看，即便歷經了十來年的經濟困難與無以復加的道德恐慌，新聞業最終也沒被排擠出局。事實上，“經歷了一段時間經濟衰退，許多國家的悲觀主義慢慢消散”。最近，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主任大衛·列維在接受法國《世界報》訪問時說到：“跳脫網絡謀殺了新聞業這一思維定勢，採取一種較平和的觀點可以讓行動者將關注重心置於怎麼改善境遇上。”

五、反擊：新聞業維護獨立性

來自行業內部和外部的反擊拒絕歸順市場和技術邏輯，堅定維護新聞專業倫理和公共道德。相關報告顯示，至少10%的記者失去了報紙工作，這些被迫從傳統媒體轉型到新媒體的記者，也仍會堅守傳統專業操守。反擊同樣來自新聞背后依賴的公共領域。過去十年，我們見識了公共知識分子、學者、專欄作家、宗教當局、公眾人物甚至政治家合奏的危機之曲。

瑪麗亞·盧恩戈對新奧爾良《時代花絮報》數字化轉型的研究發現：道德、新聞和公民話語一直被爭論雙方提及。2012年5月，紐豪斯出版集團宣布《時代花絮報》削減報紙發行量，印刷周期改為一周3天，同時大幅度增加旗下24/7網站的新聞。這一做法引起了激烈討論，既有來自新聞業和公眾方面的抗議意見，又有觀點認為這是報業順應經濟技術變化的合理舉措，這兩種意見反映了相同的深層文化價值。盧恩戈通過對這些話語的梳理發現：“事實”、中立性信息很難獲得了。“新聞報道也改變了，新聞實際上是被編碼了的事實，事實在報道中顯得單薄，記者通過編碼公共和反公共話語使報道看起來豐滿。”

傳統報紙代表懷舊，意味著打擊腐敗、提供公共服務。一名牧師呼吁教會為《時代花絮報》以及那些丟工作的記者祈禱。新奧爾良市長即便經常被報道，但依然確信“記者的奉獻精神和專業技能使公共事務和機構更強大、透明和誠實”。對他們來說，《時代花絮報》的數字化轉型有必要制定相應規定以保持職業道德和公共道德……。盧恩戈指出：“喪失公共性的恐懼言論”促使從業人員加緊捍衛數字化轉型中報紙的公共性。盡管這有些自相矛盾，但兩者皆“鼓勵社會力量探索捍衛新奧爾良新聞准則新途徑”。

新聞機構沒有式微，本地新聞也並未消失……雖然數年后，這個城市中隻有為數不多的新聞媒體在新媒體增長情況下堅持運營。但在《時代花絮報》縮減發行量、裁員和擴展網站等舉措后，一些記者重新找到工作，有些記者轉投《擁護者》。《時代花絮報》編輯則宣稱將繼續堅持嚴肅調查性報道的專業標准，並先后發起了一系列關注競選經費的“路易斯安那賄選”調查性報道，開啟了數字時代的小報——《時代花絮大街報》（TP Str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