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新聞業危機：文化的力量

新聞，是一種帶有信念的職業，而不僅是一盤圍著市場轉的生意。根深蒂固的文化符碼在報道和利潤追逐間筑了一道“牆”，一道拒絕褻瀆的文化區隔。

杰弗裡·亞歷山大（Jeffrey C.Alexander）是耶魯大學文化社會學教授、社會學新功能主義學派著名學者。最近，亞歷山大教授在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及中山大學發表了題為《重思新聞業：文化的力量》的演講，從文化社會學的視域對當前的新聞業危機進行了解讀。在這裡，我們根據他的演講原文——Jeffrey C. Alexander、Elizabeth Breese與Maria Luengo編著的《重思新聞業：文化的力量》（劍橋大學出版社2015年即將出版）一書的引言部分，對亞歷山大教授的論述進行譯介。

對身處公共領域的人來說，新聞是獲取一手材料的唯一信息來源。新聞具有形塑社會生活與議題的強大力量。新媒體賦予公眾代表自己的權力則源於受眾相信，新聞是社會事實的真相，它能如實報道而不是從美學或道德角度加以建構。用這種方法定義新媒體，能為理解當下的“新聞業危機”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

許多人從經濟和技術的角度理解這場危機：報業危機是數字化轉型造成的。由於數字化革命的挑戰，西方許多新聞機構經歷了動蕩、裁員以及持續的深層重組。在我看來，技術和經濟變革並非主要原因，關注點應放在新聞的文化價值（cultural commitments）上。新技術也可以被形塑，進一步維系新聞的文化價值，而非削弱它。

新近的技術變革及其誘發的經濟動蕩被賦予社會意義，文化框架將技術革新闡釋成社會危機：它影響了行業、市場，甚至整個社會。這種文化解讀不僅觸發了對技術和經濟變革的極端焦慮，更提供了一種控制后者的路徑。但是，獨立新聞的民主實踐不僅不會被削弱，相反它可以在新的形式中得以維系。

一、脆弱的自主性

民主社會依賴大眾傳媒的獨立解釋功能。新聞在政府與公民之間開辟了一條“講真話”的渠道，賦予隨機事件有意義的文化符碼和敘事框架，從而制造一種中介距離（mediated distance），讓受眾批判地參與社會議題。不過，這取決於新聞的專業獨立性。重要的是，新聞記者擁有與國家、市場相抗衡的自主行業組織和自我規范。通過組織管理自身的工作流程、制作與發布新聞的標准，會喚起記者透明、獨立、負責、平衡與准確等職業道德意識。

新聞職業道德與廣義上的民主話語存在相似點：一套支撐獨立公共領域的信念。在民主的諸多條件中，新聞是制度文化的一個關鍵要素。正如公共領域的獨立性常常受到來自市場、國家、道德、宗教組織等的傾軋，新聞自主性也常受到威脅，常因邊界被僭越而令人憂心不已。可以說，新聞的獨立從未得到有力保障，權力機構掌權者竭力阻止新聞獨立性。①東西方民主社會常標榜這種專業性的維護是成功的，但記者仍然能感覺到獨立性隨時受到威脅。即便成功捍衛了職業道德，面對技術和經濟變革，記者們更感覺到新聞獨立性不堪一擊。

新聞業的發展總伴隨著不斷爆發的行業危機。不過，事實上它反而有助於新聞獨立性在新技術中得以延續。新奧爾良的《時代花絮報》（Times Picayune ）和其他大城市日報以及瑞典、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報紙案例研究展示了穩定的文化結構和經濟技術變革間如何碰撞融合，如何打造新的新聞平台。

即使歐洲和美國並沒有共享美國式自由中立的新聞准則，但大西洋兩岸的記者都懷抱了一種對報道和機構獨立性的職業認同。數字化與經濟因素對這些准則的挑戰同樣誘發了兩地的新聞業危機，造成了組織結構的劇變與經濟壓力。許多人的職業生涯受到影響，脆弱的行業制度面臨嚴峻考驗。②但同時，批評性報道與數字化的結合推動了新的組織形式的發展——容許新技術維系新聞生產的民主文化氛圍與機制。

我們需要理解報紙的經濟危機，它並不是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而是要依靠新組織的文化智性（culturally-informed）重建。思考在數字化條件下，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容許民主新聞的文化價值得以延續？在保障新聞公共性的同時，傳統新聞記者正努力適應數字時代的要求，相應地，網絡新聞產品是否也要做相應調整呢？是否需要重新審視與專業主義相對抗的“公民新聞”的理念？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新聞博客和專業新聞寫作間的關系如何平衡？與簡化論不同，我認為：新聞具有獨立的文化力量。這種理論糾偏可以促使許多經驗研究對新聞業危機的誘因與后果分析更為透徹。如果那些經常被忽視的潛在機制能得到應有的關注，那麼這一發展進程的分析也將更清晰明了。

二、化約主義的問題

尼古拉斯·勒曼曾談到：“新聞業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我們很難真正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即便有一系列沒完沒了的座談討論會和連篇累牘的博客文章，事實上它們並沒有提供多少可靠資料。” ③十年來，大量研究者投身新聞業危機的議題中，許多經驗性研究探討新聞業危機的原因、現狀、短期后果和長期影響。現在的問題不在於缺少數據，而是缺乏可靠性。這些大相徑庭的結論，缺乏普遍意義的研究使得我們無法了解這場新聞業危機的真正內涵。這些研究存在理論上的問題，經驗分析依靠大量理論假設：社會如何運作、什麼激發了社會行動、何種機制最為重要、它們如何以及為何反饋。理論而非方法論決定了如何正確開展社會學經驗研究。在分析新聞業危機時，理論方向本身就有偏差，有時甚至是徹底錯誤的。隻有找對理論，我們才能真正重新思考新聞業危機，對於新聞業危機的經驗研究已然受到技術和經濟決定論左右，隻有質疑並糾正這種化約主義（reductionism）傾向，才能真正理解當前危機並繼續前行。

很顯然，互聯網技術因造就了當代新聞業的危機而深陷漩渦之中，然而，新技術的社會后果不能簡單從純技術角度理解。互聯網不僅是一種技術，更是一種敘事，一種類似於 “變革代理人”④（agent change）的激發信仰的文化結構。誕生伊始，它就被卷入烏托邦的社會敘事中：“機構去組織化、社會全球化、控制彌散化，實現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美國麻省理工教授尼葛洛龐帝二十多年前曾預言：“互聯網正創造一個嶄新的、全球性的社會結構……帶領人們進入更和平的世界……。” ⑤作為創造自由和諧的技術，互聯網的出現對大眾媒介產生了神奇深遠的影響：把我們從反民主的專業精英文化的窒息中解放出來。紐約大學的新媒體教授克萊·舍基宣稱：“從現在開始，新聞可以甩開傳統媒體，直接闖入公眾意識”。⑥《聖何塞信使報》辛迪加專欄作家兼Silicon.Valley.com博主丹·吉爾莫則宣稱“這在以前幾乎是不可能的……” ⑦

互聯網作為技術救贖對新聞業的經濟影響深遠。“技術賦予我們一個傳播工具箱，任何人用最少的成本就可以成為記者，當復制和傳播的成本消失時會怎樣呢？當用戶可以自己完成新聞報道，與出版機構再也無關時又會怎麼樣？我們消除了公共表達障礙，突破了大眾傳媒的發展瓶頸。結果，媒介專業化技能被大規模業余化了”。⑧

報紙新聞被迫上網，網絡文化的烏托邦期待也拒絕網絡新聞收費。在大多數情況下，建立收費門檻的努力仍被污名化。“收費門檻並不會增加獲利空間，相反，受眾數量被壓縮，局限到小部分還願意付費的人。” ⑨積極推崇新技術的報業大亨約翰·巴頓認為：“作為職業記者和經理人，我們已進入一個新紀元，此刻我們所知道的和傳統做法終於在市場中找到了自己的價值，這個價值便是零。” ⑩網絡的屬性並不意味著“信息免費”，但新聞業卻要為此付出代價。報紙無法承擔那些制作新聞的勞動力，不能依靠新聞市場化來彌補廣告下降，出現了嚴峻的市場競爭。博客不花成本，卻很好地將新聞商品化。毫無疑問，報紙的成本消耗開始遠超利潤，報紙的底線開始坍塌。

熊彼特信賴“經濟結構從內部開始不斷革新，不斷破壞舊有結構，不斷創造出一種新結構”。[11]這一過程最終會吞噬現代生活的文化基礎。面對愈來愈多的現代高效技術時，這種經濟邏輯一成不變：秉承商業組織的其他盈利模式必須取代報紙，新聞業的經濟基礎終將破壞，隻有這樣信息的流通傳播才能以一種更高效的方式進行。

正是這種化約論，讓《新共和》雜志發表了名為“報刊亡歿”的文章﹔促使菲利普·邁耶斷言“正在消逝的報紙”和亞力克斯·瓊斯宣稱“傳統的新聞機構會轉型成為小報”﹔馬塞爾·伯洛爾斯馬也預言新聞業“進入了一個漸衰且無法逆轉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