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業的黃昏還是黎明?【2】

不能僅靠慈善/非贏利性機構

盡管人們給慈善事業、非營利性機構和向新聞生產提供支持的基金會注入了大量資金，但這並不是應對目前挑戰的靈丹妙藥。非盈利性的慈善新聞機構和商業新聞公司一樣也要承擔經濟職責，忽視這一點，都會對旨在克服當前商業新聞供給的舉措造成局限性。新聞供給上的新形式需要啟動資本和運營資金，它們都涉及經營，因此不但要實現收支平衡，而且需要維持正常運轉的資金再投入。這些因素以及商業頭腦的缺乏和新資助者之間的利益矛盾往往會阻礙其有效率的生產。

但是，這些非主流的所有制和運營方式對所有者利潤上的要求比較低，能夠降低賦稅，並讓支持者從中受益。它們將給面向社區的小型新聞機構和那些無法實現商業發展的、提供專題報道的新聞機構帶來好處。

近年來，由於許多新興媒體對於社會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因此基金會對它們進行資金支持。但是，若想在以后獲得持久發展，這些企業必須有其他收入來源。謝弗（Shaver）已經發現，“基金會的支持……主要限定於初創公司而不可能提供長期的、持續的收入來源”。因此，隻有收入來源的多樣化，比如企業結盟、聯合贊助、重大事件和廣告服務等，才能給數字新聞網站提供資金幫助。

盡管新聞網站呈可持續性發展的趨勢，但是它們並未取代傳統媒體。通過觀察世界上眾多的數字創業公司，我們就可以發現，它們“不是挑戰而是補充了傳統媒體，一般通過服務小眾或者為大眾媒體市場提供細分內容”。

許多大型成熟的新聞機構在慈善和信托所有權形式的庇護下得以維持。但是這些公司與慈善新聞機構有所不同，它們是在取得了經營上的成功並在仍存有爭議的慈善法獲准之下，才得以成立以解決后續問題的。謝弗發現，“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聖彼得堡時報》和《衛報》所代表的傳統的非盈利模式不可能給營利性報紙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

現在大部分營利性的新聞機構並不願意成為慈善團體，因為它們已經從數字化機遇中獲利。傳統的新聞提供方正通過數字行動實現防護性戰略向機遇性戰略的轉型。此外，有跡象表明，越來越多的使用者樂意為數字內容埋單，因此，傳統新聞機構也表現出了對數字新聞收費的意願。加拿大的報紙正在引領新聞付費系統的發展，80%的加拿大報紙都對數字內容收費，但在美國隻有40%，在英國也隻有三分之二的報紙這樣做。

變革會如何影響新聞業？

所有跡象都說明新聞生產正處在轉型時期。如同之前的多次轉型一樣，這一過程始於動蕩並帶來了混亂，但這並不應成為對新聞業未來恐懼和擔心的理由。已有研究表明，即使這些變革對目前的公司和產業造成了損害，而且它們所產生的動蕩會一直持續到新的商業模式和實踐得以建立與接受之時才能停止，但是，這些技術和經濟變革仍然會給社會帶來深遠的經濟裨益。

今天新聞生產所面臨的根本性挑戰不是經濟方面的，而在於生產模式和結構上的改變。當下的技術、經濟環境以及受眾喜好的改變均有助於這種改變，但更加重要的轉變是新聞生產的本質以及記者實際工作的變化。這些變化對組織和行為的制度理念產生了影響，因此需要重新對其進行考量，以區別於新聞機構的一般發展趨勢。

一個多世紀以來，新聞都是按照一種工業模式來生產的。媒體集中資源和設備並進行大批量生產和傳播，並主要依賴訓練有素的專業新聞從業者承擔工作任務。盡管生產模式的要素還原封未動，但新型的生產模式已經悄然出現，傳統的新聞生產正在被分解為服務模式（service production mode）和手工模式（craft production mode）。

服務模式就是媒體將新聞產品（傳統型的報紙和廣播電視）轉變成服務，它通過多種平台（印刷品、計算機終端、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和其他顯示設備）流動。這些機構將更加關注新聞的分配，而不是採集和生產。它們將更加依賴於通過辛迪加獲得新聞和評論，以及公眾自產內容和其他新聞提供方的鏈接。服務模式正在改變新聞組織的功能、所需的工作技能，以及其與從業者之間的關系。

由於這種變化，媒體與用戶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改變，而且帶來了不同於原來印刷和廣播電視產品的定價模式。如今的大部分媒體都會根據平台和內容的不同制定浮動價格，而不再像從前一樣，將所有的內容以同樣的價格提供給所有消費者。助力這一過程的是諸如Press+和Piano Media的支付系統，通過它們可以便捷地為多元新聞供給者付費。

與此同時，新聞生產的手工模式也已經出現。盡管這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方式，但是它對於當代的新聞生產來說卻是嶄新的。在這種模式中，新聞是由個體創業記者和強調新聞品質和個性的小型記者合作社生產的。從事這一工作的記者更加專注於特定話題的報道，比如氣候和國防，他們會使用數據調查等專業技能，並作為普通新聞供給者為小地方服務。他們中的大部分會直接把新聞提供給消費者，但還有一些會為那些採取此種模式的公司提供素材。這些記者的角色全然不同於20世紀的自由記者，他們扮演著商業關系中供應商與合作者的角色。

這兩種新聞生產的模式對於記者們如何工作、如何獲得信源、如何規劃他們的職業、薪酬、保險和退休金，以及如何構建他們的職業認同、價值觀和行為規范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

這場新聞供給生態變革的核心是新聞和新聞職業本身的去制度化。在過去，新聞通常由地理位置所決定的媒介和機構來提供，它們往往獨立行事，很少與其他新聞提供方進行合作，也與其宣稱所要服務的社會毫無關系。媒體精英們擁有新聞控制權，由他們決定新聞機構應該報道什麼以及如何報道。精英們一直將新聞業視為對社會施加控制和影響的工具，並通過與商業利益的結盟，塑造出了以一己私利來決定新聞供給、決定與公眾以及記者之關系的商業性新聞企業。與此同時，由新聞記者來制定行業和職業標准，並組織工會和專業社團，這些都是新聞生產制度化的舉措。它們不僅隔開了記者與老板，而且也把他們與普通公眾分開了，這恰恰是數字交互時代阻礙記者與公眾保持聯系的影響因素之一。所有這些原因形塑了建立在共同信念體系、結構、關系和業務規范（制度化組織和專業領域的核心要素）之上的體制化的新聞供給方式。

20世紀的新聞業遭受了新聞報道中的制度性偏見的束縛。多數的新聞編輯室都處在競爭性的新聞體系之下，因此其新聞報道總是聚焦於那些經過挑選的組織和部門，比如政府、教育機構、金融企業等，新聞常常淪為記者招待會的官方聲明。這些機構都旨在為記者工作提供便利，自利的報業就依賴它們的消息出版發行，但對公共和個體生活卻視而不見。社會生活、社會史、普通個體以及日常的活動往往不屬於傳統上的競爭熱點，因此常被忽視或者偶然獲得專業記者的關注。

作為目前大范圍變革的一個組成部分，結構、分工以及對新聞生產的聚焦還處在變化之中。新的生態體系需要新型的、更加靈活的新聞供給方式的出現。那些規模龐大、效率低下、節奏緩慢的新聞機構正在變得更加小巧靈活，正在日益接受全新的新聞生產流程和方式。而且，它們變得更加網絡化，積極與其他信息提供者和生產者合作並自覺參與公眾生活。這些造成了新聞職業、行業和參與上的競爭以及價值規范與實踐之間的壓力。但是，迄今為止，這些改變還很少為今天的新聞機構帶來新型的管理和編輯原則。

如今，各種規模的新聞提供方都使用多元平台以接近和吸引公眾。他們開始反思受眾的本質，思考不同時空中的公眾信息的需求以及信息傳遞的方式。這些都是新型新聞關系和實踐出現的端倪。

新聞業的分工合作不斷發展，其中的小型記者群體正在醞釀專業性和地方性的新聞，另外一些則致力於高品質新聞。這些團體正在發揮媒體的作用，在沒有像過去一樣的大規模機構投資的情況下生產並傳播新聞。

市民已經成為突發新聞的主要提供者，他們使用社交媒體來傳播有關事態及其進展的及時信息，進而取代了新聞生產者對於信息的壟斷。同樣地，開博客和運營專業新聞網站的能力催生了大批專家型媒體人，比如科學家、經濟學家、銀行家、營養師等都在提供新聞和信息。由於這些人的觀點不受傳統媒體的影響，因此由誤解或傳播縮減而導致的錯誤信息得以降低。當然，專家型媒體人也像記者一樣容易受到大肆炒作和取悅受眾的誘惑，他們對於錯誤信息也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

正在發生的這場變革不僅改變了新聞生產和傳播的方式，而且也改變了新聞業自身的功能。新聞媒體不再是見証事實、承擔責任、引導輿論和曝光等傳統社會功能的唯一承擔者。見証的功能（即了解並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正轉由社會媒體承擔並逐漸由公共目擊者和活動分子進行。承擔責任（即分配職責並讓其他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則變成一項與專家、非政府組織和使用多種數字和社交媒體的個體共同分享的功能。借助於評論，大型媒體依然是輿論引導的重要力量，但數字媒介中已經出現了大量為其他聲音代言的機會。曝光錯誤和不良行徑的羞辱功能如今正在被社交媒體廣泛應用，它們更能規避權力精英卷入時一些媒體保持緘默的做法。

因此，新聞實踐正從一種相對封閉的新聞生產體系（由官方信源和專業記者把持）向一種更加開放的體系轉變，這種體系中的新聞來自公眾的觀察和數據，以及以前所不可能實現的信息和評論流動。這種新聞生態體系可以容納形式各異、范圍廣泛的新聞信息提供者（包括印刷媒體、廣播電視、在線網絡、博客和社交媒體）以及它們之間的新聞信息流動。

但是，這一體系並不令人稱快，因為它意味著權力精英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決定什麼可以吸引眼球以及如何加以報道。當然，必須實事求是，我們需要了解並警惕在此變革過程中產生的新制度，這些新制度會通過搜索、聚合以及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分配，影響新聞信息的有效性。盡管在新的數字化環境中壓制新聞信息看似比以前更加困難，但能夠左右新聞內容的新型權力機制和精英階層仍有出現的可能，他們的表現會一如既往。

在數字化時代，新聞實踐的嶄新方式會為行業本身帶來全新的業務、標准、結構以及關系。這不足為奇，因為去制度化並不是永恆的，它會導致機構重組以及實踐領域的再制度化。因此，我們必須質疑那種認為數字時代將會實現信息傳播暢通無阻、無拘無束的烏托邦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