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地化與中國調查報道研究【2】

二、質化分析：調查性報道研究話語的在地化

調查性報道雖然是舶來品，但並非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中國，而是經歷了一個理論上的在地化過程，以融入我國現有的學術話語體系之中。通過對四大刊相關論文的分析，筆者發現調查性報道在我國學術話語中的在地化過程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概念層面

（1）對調查性報道內涵和外延的廓清：如上述量化分析所見，我國學者很少直接使用“調查報道”這一帶有強烈西方媒體體制色彩的詞匯，而是將其與帶有中國文化和政治特色的詞匯，如“輿論監督”、“深度報道”、“批評報道”乃至“負面報道”等概念混用。當然，還是有學者在這方面進行過努力，如曹培鑫、藍旭即對調查性報道概念做過一定的探析。在回顧和分析國內外調查性報道的歷史和實踐基礎上，他們總結了調查性報道的主要構成要素，即：個性化的調查者、獨特的記者調查過程、以發現為目的、沖突、情感等，不過他們並沒有給出調查性報道的具體定義。⑨

（2）對調查性報道呈現特征的探討：通過對《新聞調查》1996年到2005年十年間節目的內容分析，王秀麗等人的研究發現，沖突、人情味、經濟影響和道德這四個通用性新聞框架在新聞調查節目中都有所呈現﹔而且，調查性報道的新聞框架與中國的社會經濟與媒體發展指標顯著相關，部分反映了中國的媒介生態與社會變遷。⑩而展江和戴鑫對我國媒體輿論監督報道的年度表現進行歸納后認為，我國媒體輿論監督報道的大體范圍主要包括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和媒體自身。[11]（3）對調查性報道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沿革與創新進行總結：比如，張威追溯了美國最有影響的調查性報道組織IRE的起源、影響，西方調查類電視新聞的崛起及傳承，繼而認為，當代社會新聞報道的全球化尤其體現在調查性報道的實踐中。[12]張征和馮靜將《明鏡》周刊在調查報道上的主要經驗概括為“抓住事件情節的關鍵點”、“將新聞置於歷史背景中報道”等。[13]而張建中關注美國出現的調查性新聞報道的創新模式，即一些非營利調查性新聞組織如何依托網絡逐漸由邊緣而崛起於前台。[14]

2.專業文化層面

（1）西方專業主義視角：將調查記者置於新聞專業主義的框架下，一些學者據此來探討調查記者的職業角色、行業生態，以及調查性報道的新聞生產等。在這一部分研究中，從事調查性報道的“人”成為研究的重心，對調查記者的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則是主要的研究方法。

在行業生態方面，沈菲和張志安的研究顯示，調查記者一般擁有他們自己的共同體，從而使他們之間的非正式行業協作成為常態﹔但其職業風險大，充滿職業焦慮。[15]另一方面，調查記者在擇業動機上更具“價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一般都具有較高的職業追求和較強的社會責任。[16]在職業滿意度方面，調查記者更重視工作創新機會、工作自主程度和學習新知識機會等內在激勵因素，而非報酬、福利等外在因素﹔同時，年齡、工作所在地域和媒體類型均對其職業滿意度有影響。總體來說，他們發現調查記者普遍比較具有理想主義色彩和較高專業主義追求。[17]而喬雲霞等人在較早前的問卷調查研究中發現，我國媒體從事輿論監督工作的新聞人員普遍具有年輕化、有魄力、知識層次高、有活力的特點，但是輿論監督工作存在“三難”：採訪難、發稿難、打官司難，從業者從而普遍有畏難情緒。[18]而陳陽的研究認為，《南方周末》和《財經》這兩份均以調查性報道而聞名的媒體是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的兩種典型表現形態。具體來說，從媒體觀來看，《南方周末》是在“創造歷史”，而《財經》是在“記載歷史”﹔從新聞觀來看，《南方周末》是“講故事”，而《財經》是“擺事實”﹔從記者觀來看，《南方周末》是參與者，而《財經》是觀察者﹔從受眾觀來看，《南方周末》視受眾為“被啟蒙的大眾”，而《財經》視受眾為“有判斷力的個體”。[19]調查記者的角色認知也是研究者的興趣點之一。張志安和沈菲的研究發現，中國調查記者的媒介角色總體偏向“調查/解釋”和“信息傳播”這兩種角色。不過，不同性質的媒體有所不同，具體來說，黨報調查記者更偏重“鼓吹民意”的媒介角色，市場報調查記者偏向滿足受眾和宣傳引導的角色，而新聞類雜志的調查記者則偏向於批評和質疑的角色定位。[20]（2）中國傳統文化視角：這一視角源自質疑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是否能夠適用於中國。在芮必峰看來，且不論新聞專業主義因其自身存在的諸多內在矛盾業已在西方學界飽受詰難，單就它是否適用於中國新聞語境也是成問題的，因為新聞專業主義話語在中國仍主要局限於黨報體制框架內的新聞業務領域，而並非作為一種整合專業社區的意識形態而存在，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職業訴求。[21]他認為，盡管中國的調查記者不乏職業追求和服務大眾等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意識，但真正起支配作用的還是傳統文化的底色，包括與“士”文化聯系在一起的入世情懷、啟蒙大眾和精英意識，以及與“俠”文化緊密相連的英雄情結等。為此，他作結論道：“‘啟蒙’也好‘監督’或‘揭黑’也罷，根本上還是中國傳統‘士’文化和‘俠’文化在媒體和記者身上的投射。”

3．媒體與政治層面

以中國的政治語匯來詮釋和論証調查性報道的正當性，這種在地化策略通常是將調查性報道納入輿論監督的框架下來論述，將調查性報道作為一種重要的輿論監督手段來認識。何謂輿論監督？童兵的解釋是，“輿論監督指公眾了解情況后，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和傳播媒介，行使法律賦予的監督權利，表達輿論、影響公共決策的一種社會現象”。[22]他認為，新聞輿論監督是輿論監督的主渠道。那麼，論証輿論監督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就成了正當化調查性報道的重要策略。大體說來，這種正當化策略主要有如下三種。

（1）從現有政策文件中找尋依據，建立起輿論監督與現有政策之間的有機聯系。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政治報告甫一提出“政治文明”的新概念，童兵就十分巧妙地以此來審視中國的新聞理論研究，從而提出在“政治文明”觀照下的許多新的新聞理論研究課題，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加強新聞輿論監督，因為輿論監督是“政治文明建設重要的內容和堅持政治文明建設不可缺少的機制保証”。[23]在他看來，一切丑惡、消極、腐敗的現象都是輿論監督和新聞批評的范圍，也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應有之義。換言之，政治文明與輿論監督相輔相成。

（2）從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找尋依據，以經典馬克思主義輿論觀為輿論監督尋求理論支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歷來被認為是發展的、與時俱進的理論，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其基本指導原則不變的大前提下，所研究問題及具體策略則是會實事求是的，因時而變的。馬克思主義輿論觀亦然。薛國林認為，馬克思主義歷來都強調輿論引導與輿論監督之間的辯証關系，盡管就側重點來說各有不同，如，列寧強調“紅榜”與“黑榜”的不可偏廢，毛澤東強調正面為主、以正壓邪等。換言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賦予了輿論監督以其應有的地位。[24]（3）從黨的歷史傳統中找尋依據，實現歷史與現實在輿論監督方面的對接。比如，王強華等研究認為，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一直被中國共產黨看作黨建法寶和優良傳統，與此相應地，黨也一直很重視新聞媒介的批評功能，為此曾多次出台諸如《關於在報刊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一類的相關政策文件，這些文件既為媒體的輿論監督指明方向，也使得輿論監督作為我國媒體的傳統而得以保持和發揚。上世紀50年代一度每天刊登4篇以上批評稿件的《人民日報》，80年代的渤海二號沉船事件報道，90年代的中國質量萬裡行活動，都顯現了輿論監督傳統的創新與傳承。[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