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地化與中國調查報道研究【3】

結論

調查性報道研究在中國有著明顯的全球在地化的印跡，這一概念的引入與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國際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的狀況密切有關。實際上，80年代前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有很多是官方新聞政策話語的延伸和注腳，學術獨立意識總體不強。但80年代后，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國新聞傳播學學科意識也得到明顯增強，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方面，新聞專業主義等理論伴隨著全球化的東風被引入中國﹔另一方面，實踐和理論的在地化過程表現得十分明顯。這方面最顯著的例証之一就是調查性報道在中國實踐層面的興起和理論層面的探討逐步走向深入。

總體來說，調查性報道的研究基本上吻合於其在中國新聞實踐中的發展節奏，研究的勃興期——90年代初至今也恰好是我國調查性報道無論在量上還是質上都取得顯著突破的時期。這顯示了我國學界對業界的現實發展動態所具有的理論敏感性。這種敏感性無疑極大地促進了調查性報道研究的在地化。

具體而言，本文研究發現，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研究的在地化過程主要通過三個層面來完成，即，概念層面、專業文化層面和媒體與政治層面。就現有文獻看，概念層面的探討尚嫌薄弱，主要是有關概念內涵外延、有關報道呈現特征以及歷史沿革的零星探討。不過，專業文化和媒體與政治層面的研究則比較活躍。專業文化層面，學者們熱衷於對調查性報道記者的職業角色和生態進行理論化的嘗試，當一部分學者著力從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汲取養分時，另有學者則力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調查性報道的“根”﹔媒體與政治層面，學者們則致力於為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存在尋求理論上的正當性支持，或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依托，或從現有政策文件中找尋依據，或實現黨的歷史傳統與調查性報道一類的輿論監督行為實現對接。

這些在地化研究既有利於新聞傳播學科學術主體性和獨立意識的形成與強化，也同時促進了我國學術研究與國際學術界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從而反過來進一步推動我國調查性報道研究的理論化和國際化。如國際知名新聞傳播類期刊《新聞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早在2003年第4期即以專輯形式推出有關中國調查性報道的系列論文﹔2014年，史雯（Marina Svensson）、賽澤（Saether）和張志安合作主編《中國調查記者的夢想》（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dreams）一書，並以中國學者所撰寫論文為主。這既體現了國際學術界對我國調查性報道在地化研究的肯定和重視，也體現了在地化研究走向國際化的努力與嘗試。

盡管如此，從整體來說，中國學者關於調查性報道的理論化水平還有待提高。除了少數學者一直在此領域勤於筆耕外，其他學者大抵只是在該領域留下雪泥鴻爪而已。這一方面使該領域的研究文獻稍嫌薄弱，另一方面也使得學者理論觀點之間的對話和碰撞不夠充分，從而影響到調查性報道學術積累的應有深度及厚度。

（作者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注釋：

①葉子：《電視深度報道的節目形態》，《現代傳播》1991年 第1期

②de BurghH. (2003) 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25(6)801-820.

③基於作者於2011年3月對錢鋼的訪談。

④參見：WangH. and LeeF. (2014) Research on 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1978-2013: A critical review, The China Review, 14(2): 215-250.

⑤蘇鑰機、王海燕等：《中華傳播學術界的現況》，《傳播與社會學刊》 2012年總第23期

⑥ZhaoY.Z. (2003)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4)577-597.

⑦相關研究見：白紅義：《從倡導到中立：當代中國調查記者的職業角色變遷》，《新聞記者》2012年第2期﹔白紅義：《奮不顧身的“哀愁” ——當代中國調查記者的職業生涯研究》，《新聞記者》2012年第12期﹔WangH. (2010)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⑧一篇論文可能涉及一個或多個議題，因此在此項編碼上，筆者遵循的是多選項而不是單選項原則。

⑨曹培鑫、藍旭：《電視新聞調查性報道探析》，《現代傳播》2000年第6期

⑩王秀麗、韓綱、休梅克：《〈新聞調查〉1996-2005：一種框架分析》，《國際新聞界》2011年第12期

[11]展江、戴鑫：《2006年中國新聞輿論監督綜述》，《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1期

[12]張威：《IRE、調查性報道與中國觀照》，《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3期

[13]張征、馮靜：《〈明鏡〉周刊與調查性報道》，《國際新聞界》2005年第3期

[14]張建中：《變革與發展：網絡時代美國非盈利調查新聞組織的創新模式分析》，《現代傳播》2012年第9期

[15]沈菲、張志安：《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報告》，《現代傳播》2011年第10期

[16]張志安、沈菲：《調查記者的擇業動機及影響因素研究》，《新聞大學》2012年第4期

[17]張志安、沈菲：《調查記者的職業滿意度及影響因素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8]喬雲霞、胡連利、王俊杰：《中國新聞輿論監督現狀調查分析》，《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4期

[19]陳陽：《當下中國記者職業角色的變遷：宣傳者、參與者、盈利者和觀察者》，《國際新聞界》2006 年第 12 期

[20]張志安、沈菲：《媒介環境與組織控制：調查記者的媒介角色認知及影響因素（上）（下）》，《現代傳播》2012年第9、10期

[21]芮必峰：《描述乎？規范乎？新聞專業主義之於我國新聞傳播實踐》，《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年第1期

[22][23]童兵：《政治文明：新聞理論研究的新課題》，《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年第3期

[24]薛國林：《輿論“引導”與輿論“監督”的關系新解》，《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年第6期

[25]王強華等：《輿論監督和新聞糾紛問題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