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地化與中國調查報道研究

基於四本專業學術期刊論文的分析

王海燕

2015年05月21日15:11 來源：新聞記者手機看新聞

【本文提要】 通過對《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和《現代傳播》相關論文的分析，本文旨在探討我國學者在研究調查性報道這一“舶來品”的過程中如何實現理論話語的在地化。研究認為，調查性報道研究在中國的在地化過程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概念的廓清、專業文化的探討、媒體與政治關系的辨析。這些在地化研究既有利於新聞傳播學科學術主體性和獨立意識的形成與強化，同時也反過來進一步推動我國調查性報道研究的理論化和國際化。

【關鍵詞】全球化在地化調查報道研究話語內容分析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冰點周刊》《南方周末》《財經》《南方都市報》等電視節目和報紙雜志的崛起，調查性報道在中國媒體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在監督政府權力、批判社會不公、促進公眾知情權、推動公共事件的進程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今它已成為一把公認的傳媒利器，在社會上廣受推崇。

然而，不管是在新聞學界還是業界，一個被普遍認同的觀點是：調查性報道是一個發端於西方的報道種類，作為一個“舶來品”，其在中國的發展是中國媒體實踐者在參考和借鑒西方媒體經驗的基礎上開始的。如1991年的文章中曾如此寫道：調查性報道作為新聞學的專用詞匯是“西方新聞傳播媒介競爭的產物”﹔①英國學者戴雨果（Hugo de Burgh）在一篇關於調查性報道在中國實踐的論文中亦強調，調查報道是“一個深深根植於自由主義傳統支撐下的民主社會背景中的概念”﹔②而我國前新聞人、現任香港大學中國傳媒計劃主任錢鋼更是常常回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央視決定創辦一檔名為《新聞調查》的時事欄目的時候，一班制片人和編輯記者是一邊看著美國著名的調查報道節目《六十分鐘》，一邊摸索和確定新欄目的思路和方向的。③

如果確如這些學者所言，調查報道是一個西方事物，其在中國的發展是西方媒體實踐的異地移植，那麼我們不得不問的問題是：調查報道從西方來到中國，在移植的過程中如何適應本土環境而得以生存和發展？換句話說，即：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經歷了怎樣的在地化過程？前人的研究對這一問題部分地給出了答案，他們或通過記者訪談，或對新聞工作室進行實地觀察，或展開個案研究，或分析媒體宏觀表現，試圖展現調查性報道在中國媒體實踐中的獨特面貌。④然而，這些研究大多數關注的只是調查性報道的實踐話語。實際上，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移植和發展，不僅在實踐層面經歷了在地化，而且在理論層面也經歷了話語的對接。理論是實踐的指引，實踐得以推進，常常得益於理論話語的建構。鑒於此，本文的著力點在后者，即調查性報道研究話語的在地化過程，試圖從中分析本土學者是如何在理論論述層面賦予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實踐合理性的。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是量化和質化相結合的內容分析法，研究對象為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學界對調查性報道的主要研究文獻。在樣本的選擇上，本文主要抽取四本傳播類學術期刊，即：《新聞大學》《國際新聞界》《新聞與傳播研究》和《現代傳播》。這四本學術期刊普受學界認可，代表了中文傳播學界的較高水准。⑤

在提取論文樣本過程中，為盡量完整地囊括四本期刊所登載的所有有關調查性報道的論文，筆者基於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提供的數據，使用一系列與調查性報道相關的關鍵詞進行搜索，如：調查報道、調查新聞、深度報道、批評報道、負面報道、揭黑報道、揭丑報道、輿論監督、調查記者、《新聞調查》《焦點訪談》《南方周末》《財經》、王克勤等，關鍵詞搜索的范圍限定為論文標題和摘要，時間段除了《國際新聞界》從1978年算起，其余均自學刊創刊日至2013年底。結果共得到235篇文章，在剔除會議公告、征文通知、新聞簡報、評論、短文（篇幅不足一頁）等條目之后，共獲得115篇學術論文作為分析樣本。其中，《新聞大學》登載的相關論文數最多，為45篇﹔其次是《現代傳播》，有37篇﹔《國際新聞界》和《新聞與傳播研究》分別為18篇和15篇。

研究發現

一、量化分析：調查報道研究的概況

從時間上來看，如圖1所示，樣本中所有以調查性報道為主題的論文均是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表的，最早的一篇出現在1982年，此后論文數量逐步增多。絕大多數論文的發表時間是在90年代初到現在的二十多年裡，共有106篇，佔92%。在1999年和2003年，關於調查性報道的論文出現了顯著的高峰，分別有8篇論文發表﹔經歷短暫的調整后，2007和2009、2010、2011年高峰再現，均有7篇。

總體而言，這一論文發表趨勢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調查性報道在中國媒體實踐和發展的節奏。學界普遍認為，當代中國的調查性報道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伴隨著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和政治領域的思想解放而萌芽的。⑦第一篇帶有批判意味的調查性報道是《工人日報》對“渤海二號”沉船事故的報道。在這之后，中國媒體逐漸打破報喜不報憂的陋習，批評性、反思性、揭露性的報道越來越多地在媒體呈現。90年代初的新一輪媒體改革中，一系列調查類電視欄目和報刊、雜志紛紛誕生，包括央視《焦點訪談》《新聞調查》《財經》雜志、《三聯周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從而在90年代末和新世紀初催生了新一輪的調查性報道熱，2003年更是因為“孫志剛案”標志著中國調查性報道發展的巔峰。⑧與此相對應，關於調查性報道研究的論文也在這一時間段大量發表。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學界對新聞業界的現實保持著較好的敏感，及時捕捉了媒體發展的新趨勢和新實踐。

這些論文研究的議題囊括了傳媒研究的各主要類別，如新聞生產者、新聞產制過程、新聞閱聽人、媒體政策、法規倫理、新聞史、新媒體、外國新聞實踐等。從表1的相關統計中可以看出，新聞產制過程是調查性報道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議題，61.7%的論文與此有關，其次分別為媒體政策（佔23.5%）、外國新聞實踐（23.5%）和法規倫理（17.4%）。而關於新聞生產者、新聞閱聽人、新聞史和新媒體的研究雖然也有不少，但是相較而言所受關注較小。

從作者信息來看，這115篇論文主要為兩類研究者所貢獻，一類是來自教育和科研機構的學界作者，佔80％（92篇），一類是來自媒體機構的業界作者，佔17.4%（20篇），僅有極少數作者（3篇）身份不能辨識。其中最為活躍的研究者是張志安（6篇），其次是孫旭培（4篇）﹔此外，陳力丹、董媛媛、何婕、李文、沈重遠、張威等均有2篇發表。

從用詞來看，這些論文分別使用了不同的詞匯來指代調查性報道，從圖2可以看出，作者們使用得最多的詞匯是“輿論監督”（51篇），其次是“深度報道”（30）篇，再次是“調查報道�新聞”（20篇）和“批評報道”（13篇），除此之外，“負面報道”（1篇）也為少數作者所使用。但是，揭黑或者揭丑報道卻幾乎無人使用。如下文將要論述的，主要使用“輿論監督”等詞匯來指稱調查性報道，正是這一現象的研究話語在地化的表現之一。

最后，從論文性質來看，這些論文主要可以分為四類：實証研究、理論辨析、觀察評論和實務探討。實証研究指的是採用一定的社科研究方法對具體的個案、現象或其他經驗材料進行分析論証的文章，在共115篇論文中，有24篇屬於此類，佔20.1％﹔理論辨析指的是無明確的研究方法，但主要基於理論層面對調查性報道的某個層面展開論述和探討的文章，在整個樣本中，這類文章共11篇，佔9.7％﹔第三類是業界觀察，指的是對調查性報道相關現象的觀察性文章，既沒有使用明確的社科研究方法，亦未進行相關理論的勾連，這類文章共31篇，佔27.0％﹔第四類是實務探討類文章，主要為從業者或觀察者對具體的調查性報道案例進行總結和回顧的文章，這類文章的比例相對較高，共49篇，佔42.6％（圖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