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财经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全国财政会议》
论《财经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全国财政会议》一文署名长江,刊发在1950年3月22日出版的《南京金融周报》第17期,属于追记性新闻报道,全文共9个自然段,2000余字。虽然是追记性新闻报道,但仍具有很强的新闻时效性,新闻价值很大。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研究克服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新中国的财政困难,除政府开支庞大、通货膨胀和投机资本捣乱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财政制度不健全,收支系统不统一,各地自收自用。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混乱局面,这次财政会议很详细地讨论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决定节约开支,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3月3日,政务院据此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由于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到四五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开始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初步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
范长江的《财经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全国财政会议》报道,首先概括指出二月全国财政会议是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历史性的会议。从此以后,我们的财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由分散经营到基本上集中统一的新时期。自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所属各单位曾经举行过一系列专业会议,使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全国财政经济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二月会议则是一系列专业会议的总结,照陈云同志的话,是“画龙点睛”。1950年1月的金融物价情势,比去年同期为好。但是这一月的财政支出,却超过了1950年概算中所预定的数字,而这一月的财政收入,则未能按概算收齐。由于这种情况,加以国家收入大都掌握在各地方政府手中,支付不便,国家通货的发行不能不增加。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财政赤字就会大量增加,金融物价就会发生新的大波动,我们的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会遭受极端不利的影响。范长江认为这次财政会议的决定,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因为它在财政经济上保证满足全国人民在1950年完成全国解放、全国大约九百万军政人员的生活与工作费用、运粮救灾、有重点地恢复经济与文化事业等最主要的要求。会议代表们反复讨论如何解决平衡财政收支、平衡通货吐纳、平衡物资供求的问题,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三种平衡都有可能做到。当然,会议也充分估计到实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所存在的有些地方和部门要求多开支、有些人主张不收税或少收税、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门要求自己在经济上多些“机动”等三种困难。会议研究后认为所有与中央新财政政策不相符合的意见,都完全可以说服。范长江评价二月会议的决定是很郑重的决定,因为在未作出最后决定前,代表们仔细地研究了全国的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军事情况。不仅研究了大体的情况,而且研究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主要问题,以至于每一季每一月的现金收支情况。各大行政区财政负责人都现场拍了板,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坚决打好这场严重的战争。会议结束半个月来的事实是:全国各地为实现二月会议的正确决议而纷纷行动起来了。
1950年1月,范长江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蓝鸿文教授曾撰文说:“据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李庄同志回忆,范长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期间,分工联系中央财经委员会,在中财委设立一办公室,同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等同志随时接触,当时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中财委新闻很多,长江自采自写新闻、评论,出手迅捷。李庄同志还谈道,进城初期,报纸评论很少,大部分出自范长江、邓拓之手。要研究范长江写的新闻和评论,首先要做发掘工作,因为当时许多新闻和评论都未署名。”[9]正是因为当时报上很多新闻、评论都不署名,所以给研究范长江增加了一些作品甄别和发掘的困难。《财经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全国财政会议》一文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范长江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写作实践,提供了又一直接而生动有力的例证。
发表这一新闻报道的《南京金融周报》,于1949年11月16日创刊,是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编印的一份内部期刊,每逢星期三出版。在刊头下面有“内部参考,对外秘密”的字样。范长江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常有作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如《拥护缔结和平公约 坚决反对武装日本》(1951.9.8)、《太原工人住宿问题今天仍然十分严重的主要原因在哪里?》(1951.12.28)、《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3.21-22)等等。如果仅从新闻的角度看,《财经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全国财政会议》亦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可能考虑到报道中的某些内容会被敌人利用,所以该新闻或只在某内部刊物上刊载。《南京金融周报》只是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主要用于该行内部干部职工通报情况、交流业务。该刊发表范长江的这篇文章,很可能是从其他内部刊物转载而来,为该行职工提供形势参考和时事学习材料之用。
四、《旅京见闻录》
《旅京见闻录》一文署名长江,发表在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旅行杂志》第25卷第12期。文末著名写作时间为“一九五一年十月”,全文5100余字,由《繁荣发展的工商业》《首批留学生的出国》《中央民族学院新筑》《参观中国人民大学》《矫健的女司机姿态》《新式的流线型汽车》等6个部分组成,属于旅行通讯。
范长江在通讯中记述,这次到北京,正临秋收之际。在北京街市上,无数骡马大车以及载货汽车,满载着货物从郊区进入市区,又从市区驶向郊区;无数农民从乡间来到城区,又从城区回到乡间,交织成为城乡交流的现实的画面。北京新的工商业,正如雨后春笋般在筹建创设,而且在这些新创的工商业中的性质,在健康的角度上,亦较以前所有的有了显著的提高。文教用具、仪器器械、医疗设备、建筑材料、运输器材、交通工具等行业,在这里面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机器面粉业、毛布织染业、机器金属制造业业务都极发达,产品供不应求,一般都有一两个月的订货,多的且有达一年左右的生产力之订货者,显示了从规模简小、组织散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京工业稳步发展的轮廓。从上海到北京启程前,范长江就得知其四弟将被派赴苏联学习的消息,甚为兴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派赴苏联的留学生,他们带着祖国人民的寄望,在八月中分批肩负着光荣的学习任务离开祖国。第一批留学生离京时,在北京车站举行了一次简单庄重的欢送仪式。根据学生不同的经历与程度,到苏联以后他们将分别进入各大学学习,或进入研究院深造,其中最主要的是学习工业建设。在这次派赴苏联留学生之中,听到很多动人的故事。不论他们的出身或经历怎样,他们都一致认为这次派赴苏联学习是一个光荣的战斗任务,都有足够信心来完成这个光荣无比的任务。在一个秋天的早晨,范长江等人乘坐的汽车从西郊民巷招待所向西郊颐和园进发;秋高气爽的京郊景色,格外美丽动人。在到颐和园的途中,看到了大批建筑物正在动工兴筑,一部分已落成。首先看到的便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新校舍,由好几幢代表着东方建筑之美、富有民族色彩的宫殿式建筑构成。象征民族大团结的巍峨校舍,是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体现,给旅行者以具体而生动的印象。在一簇苍郁的松林旁边,人们眼帘中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建校舍。那数幢新落成的新式建筑大楼,标志着北京西郊将更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文化区。这些建筑,设计得十分精美,使人看了便有一种庄严、美观的感觉。从新筑成的大楼扶梯登上楼顶,瞩目远眺,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宏伟建筑,以及正在建筑中的中央民族学院等新型建筑,环列四周,衬托得环境更加优美;而颐和园、万寿山的青山绿水,交映眼底,更令人胸襟为之一爽。人们深切地体会到北京西郊这一个文化区已经更加名符其实,而且在内容上也更为完备和丰富起来了。北京市上的车辆交通,较别的都市更为整齐而有秩序。在这些交通工具中,印象最深的除了许多仅在北京见到的崭新的流线型汽车以外,便是公共汽车上和电车上那些女司机的严肃而矫健的姿态。她们所驾驶的电车,在街道上风驰电掣而过,配合叮叮当当的铃声,显得格外动人。穿深蓝色制服,长发上戴着制服帽子的公共汽车女司机,坐在司机座上掌握着方向盘,同样显得异常矫健认真。穿着绿色制服的女邮递员,也是其他城市中难见到的。北京市的新型流线型汽车很引人注意。这种新式汽车主要是捷克制造,造型新颖,数量众多,是捷克国营汽车公司的新品。该厂在汽车制造工作上拥有五十年的历史,制作技术高明。流线型的用锡片焊合的车身,重量较一般的汽车为轻,车身后部置有空气冷却式引擎,顶上敷有独立悬挂,行车颇为平稳,整个车身体积比较一般汽车为小,行车敏捷,耗油又省。车内所装机器为四冲程气缸气冷式汽油引擎,燃料用量为每加仑走二十六英里,而最高速则达每小时八十一英里。范长江此次旅京在参观华北革大的时候,曾经搭乘了这种新型流线型汽车,在宽广的公路上疾驰如飞,使车上的人感到一种新奇而舒适的感觉。范长江在通讯末尾情不自禁地感叹:北京——人民的首都,是这样的在日新月异地随着新中国的脚步而前进啊!
发表《旅京见闻录》一文的《旅行杂志》,1927年春创刊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大量拥入,城市公共设施、管理职能的不断完善,加速了都市化的进程;以西方时尚消费为主体的消费文化逐渐形成,市民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旅行杂志》正是这种消费文化的产物。该刊由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一手策划和创办。民国时期,旅游一度受到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的提倡。凭着商人敏锐的感觉,陈光甫意识到旅游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中蕴藏着的商机,不仅斥资创办了以“发扬国光,服务行旅”为主旨的中国旅行社,而且创办了《旅行杂志》。该刊以提倡旅游、服务旅游为宗旨,刊稿多为介绍风景名胜、民俗风情的游记、随笔、诗词、图片等。而有关铁路建设、沿线风光、火车时刻表、客运常识等内容,几乎每期必不可少。因此,该刊在历史上曾有“铁路旅途之伴侣”的赞誉。1927年1月至1942年12月,《旅行杂志》共计出版了16卷。由于战事原因,后又迁至桂林、重庆出版,1954年在北京终刊。
范长江以新闻记者著名,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以及战地通讯等,蜚声中外,名传四海。他的新闻作品夹叙夹议,充满哲思,视野宏大,他也很喜爱时事评论和专论写作,在主持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期间,就撰写过大量的专论。这四篇新闻作品中,《对汪精卫最后处置的期待》和《论放手创作》即属于专论,《财经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全国财政会议》是新闻报道,而《旅京见闻录》则属于旅途通讯,这些都是他最为擅长写作的新闻文体。这几篇新闻作品精彩度或不及《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名篇,但对我们系统考察范长江的生平与贡献,无疑能够提供文献上的帮助。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14BXW007)、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12YJA860005)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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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怪愚.我与范长江的交往[G]//范苏苏,王大龙.范长江与青记.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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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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