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四篇新闻佚文述略

【摘要】范长江所发表的《对汪精卫最后处置的期待》《论放手创作》《财经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全国财政会议》《旅京见闻录》等四篇文章，此前未见著录，应可确定为范长江的新闻佚文。这四篇文章分别为新闻评论、专论、新闻报道、旅行通讯，都是范长江擅长的新闻写作文体，体现出为文敏捷的优秀记者素质，对我们系统考察范长江的生平与贡献，能够提供文献上的帮助。

【关键词】范长江；佚文；叙录

范长江是中国现代著名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领导人之一，研究范长江是中国现当代新闻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笔者视野所及，目前研究范长江的原始资料主要是依据《范长江新闻文集》[1]。此外，《范长江传》[2]、《范长江有哪些新闻作品未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给读者提供一个研究目录》[3]、《范长江的三篇新闻学佚文》[4]、《评析范长江发表在〈浙江潮〉上的新闻佚文》[5]、《范长江集外新闻作品叙录增补》[6]等文，也提供了一些关于范长江作品的研究线索。笔者最近翻检一些老旧期刊，又意外地发现了范长江撰写的四篇新闻作品，此前未见有人提及。现将此四篇作品略加撮述叙录，以飨读者。

一、《对汪精卫最后处置的期待》

《对汪精卫最后处置的期待》一文署名长江，发表于1939年5月21日在香港出版的《星岛周报》第2期，属新闻时评，全文7个自然段，1200余字。范长江在评论中指出：在汪精卫投降叛国的面目彻底暴露之后，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只由吴稚晖等人发表两篇私人负责的文章？蒋委员长对中外记者谈话，也只是从理论上驳斥汪的主张，为何未更进一步提出制裁办法？有些性急的人，以为此中必有道理。加之汪派报纸纷纷鼓噪宣传说，中央与他们之间只是“和”的“方法”不同，而“主张”的原则却是一致。这都弄得人们模糊不清。范长江指出，汪精卫问题不能孤立起来看，要清楚把握其荒谬举动的来龙去脉，然后才能不为一时现象所迷惑。汪精卫路线的实质，是他从攫夺政权的私念出发，认为只有抗战失败，他掌握政权才有可能，因而他希望抗战失败，所以对抗战前途作悲观估计，更进而对国际形势作悲观估计，以为未来一定是法西斯的世界。汪精卫在河内之所以迟迟不行动，并不是还想回到政府里来，而是对日本主子摆出的要价还价的某种姿态。所以，不论汪精卫留在河内还是不留在河内，他再回头的可能性已没有了。在有些人看来，汪精卫现在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到上海、南京去，这是不折不扣彻底当汉奸傀儡的路，是最坏的一条路。另一条路是能中途觉悟，认识到国际民主势力的抬头，日本的疲竭和我军民抗战意志的坚决，战局在不断好转等，希望他知道求和不可通，能够只身赴欧美休养，少被日本人利用。有些人还希望汪精卫能走这第二条路，这个意见相当反映出政府当局对汪的处置。第一，对汪个人至今没有下通缉令。第二，对汪的党羽，并未查究。当局或以为对汪及其党羽明令通缉后，这班人就只有上南京一条路了，所以至今还保留给汪走一条较好道路的机会。范长江分析说：这种宽大处置的办法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误会政府抗战的态度有什么不坚决的地方。汪精卫如果真的到上海、南京去，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政府将改变宽大态度，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当中，对汪精卫及其党羽，来一个雷霆万钧的处置。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秘密离渝出走越南河内，并于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终于走上可耻的卖国道路。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是当时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他的突然叛逃，让口头上高唱抗日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之尴尬不已。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大吃一惊，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12月24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当天晚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之抵抗。”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社会上流传着“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的猜测，所以蒋介石才急忙发表了这个声明。与此同时，蒋介石秘密派遣谷正鼎携带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地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恰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日，蒋介石到场演讲，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他说：“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讲话中，蒋绝口未提汪精卫叛逃一事。2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不料，29日汪精卫发表唁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与日本和谈一致。这样就一下子将蒋介石同日本秘密和谈的事实捅了出来，让蒋介石非常恼火。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汪精卫的唁电并不得不作出“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的最后决议。

1939年春，汪精卫叛国投敌已处于半公开状态，但重庆各报仍不敢披露，范长江从国民党政府一个高层人士处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找到时在重庆的湖南邵阳《力报》记者严怪愚，递给他一份材料说：“国民党严密封锁，《新华日报》为照顾关系，也不好刊登。我们商量，只有找到你，再试试你的勇气，让《力报》首先发表这则震动国际的新闻。天高皇帝远嘛！你有勇气吗？”[7]在范长江的鼓励和帮助下，严怪愚迅速搜集材料，写成一篇消息和一篇题为《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的通讯，发回报社。《力报》收到这两篇稿件后，立即设法刊登了出来。这是国内第一家刊登这一新闻的报纸。国民党中央社直到半个月后才被迫公布这一消息。实际上，国民党当局对汪精卫叛逃一事，态度暧昧，即行动上遮遮掩掩，甚至暗通款曲，口头上则严密封锁，企图只手掩尽天下耳目，以尽量消弭或淡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表现出一种可笑的鸵鸟心态。范长江撰写《对汪精卫最后处置的期待》一文，其实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敦促国民党当局对汪精卫及其党羽进行坚决处置，不可在战与降之间摇摆不定。这反映出范长江既有较强的新闻敏感，又有高超的舆论导向能力。

二、《论放手创作》

《论放手创作》一文署名长江，发表于1946年4月25日在上海出版的《综合》周刊第1卷第9期上，属于政论或专论类作品。全文共分5大部分，3500余字。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范长江辗转进入中共领导下的苏北解放区，任中共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长，并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1946年2月，他又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新闻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亲任校长。1946年5月，他赴南京，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兼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从内容看，《论放手创作》一文作于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其具体写作时间尚待考订。范长江指出，在和平实现、民主前途确定之后，对解放区文化工作提出了一个急迫的新任务，就是我们需要把解放区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建设介绍给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非解放区人民，使他们知道解放区曾经走过些什么道路，作为他们为实现和平建国纲领而努力的有力的参考。解放区不仅是抗日的主要战场，而且是民主建设的先进地区。解放区外的人民对解放区事情知道得很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反动宣传的毒害，还有疑虑。反映解放区现实的作品，已经在解放区外受到普遍欢迎，可惜数量太少。为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民主运动，我们就应当大量运用报纸、戏剧、图书、诗歌、木刻、小说、论文、散文、通讯、报告、文学等形式，作为民主运动的开路先锋。这就需要大批的作品与这些作品的大量演出和发行。我们解放区内应当发动一个广泛的文化艺术的创作运动，把一切可能参加创作的人都发动起来，才能不断出现大量的新作品。要使运动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在创作态度上，要克服“艺术至上”论和“个人灵感”论，用无产阶级的立场与思想感情来反映生活。创作方法上，要向群众学习，切实掌握材料，根据群众意见加以修改补充，克服“技术第一”的思想桎梏，创作的取舍标准，应当看是否有正确而丰富生动的政治内容，以及是否有为读者或观众所喜见乐闻的艺术表现力量。他大声呼吁：大家放手进行创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等地文化出版事业一下子繁荣起来，一时出现了各种党派和团体、同仁创办的诸多报刊。发表《论放手创作》的《综合》周刊，在《中国报刊辞典》《新闻学大辞典》《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工具书中未见著录。《综合》周刊，1945年12月8日创刊于上海，该刊版权页显示，由复旦大学教授蒋寿同主编，参加编辑的工作人员还有朱维基、吴景崧、沈子复、娄立齐、范泉、刘汝醴、吴天、归纳等人，由大同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印刷发行。蒋寿同，江阴人，编有《散文研究》《国文讲议》等，曾作为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教材。1940年2月，创办过现代新闻专科学校，主编过《学生生活》《综合》等杂志，还集资办过大地书屋，解放前夕去了香港。曹聚仁在《采访新记》的《上海人语》一节中有如下一段关于蒋寿同的轶事叙述：

前些日子，记者偶尔听到蒋寿同已经死了的消息；这一个上海人，在香港，真是一个小小的泡沫，谁也不去注意他；他死在一间破陋的木屋中，就像死了一只狗，拖出去埋掉就是了。除了几个熟人，谁也不曾去谈他，要具体来说明上海人在海外的命运，蒋寿同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例子。他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笔下也还不错。他和文摘社那些人关系不错，因此在上海也一直在搞出版事业。他忽然到了香港，住在复旦同学林君的百货公司里，生活也就这么安顿了。这都是很平常的生活记录。1950年冬天，他忽然和一位姓朱的（朱某，乃是朱佛定的儿子，和桂系的关系很深），要接办中国工业银行，大大热闹了一下。那银行的董事之中，有广西的财政厅长黄钟岳，广东建设厅长黄，电话局长黄，还有什么医院的院长，某某银行的华经理，场面很是不错。蒋寿同江苏江阴人，和在香港的纺织界的人颇有交往，自谓可以灵活运用。于是朱克昌做了工业银行的总经理，蒋寿同任秘书兼经理，大吹大擂地开幕了。开幕那天上午的来宾，几乎挤满了两广的军政要人，碰杯与欢笑之声不绝。也只热闹了上半天，过了中午便出了小乱子。到了第二天，这两位大经理的戏法便拆穿了，债主盈门，一筹莫展；这家银行，就只开了半天，便搁浅了。这两位大经理的至亲好友，被拖累的不下四五十人；有一位老寡妇，就被他们拖倒了三万七千多元，以至于生活无着，让自己女儿做舞女去。这位变成了老千的银行经理兼教授，他自己也就江河日下，生活艰难，以致一宿三餐都成了问题。他本来有点嗜好，后来吃上了“白面”，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穷极无聊，因为向邮筒偷信被捕，判了几个月徒刑，等到出狱，生活更艰难，也就死去了。[8]

蒋寿同的结局虽然不光彩，但从《综合》的编辑倾向看，该刊比较进步。如该刊第2期发表了黄新波的木刻《新生》、葛琴的小说《雪夜》，第4期发表了许广平的《争取自由的号角响起来了》、丁聪的漫画《训政图》，第5期则发表了吕骥的《悼星海》、陈烟桥的《我们的艺术家的新任务》等作品。呼吁国民党还政于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是该刊比较鲜明的主题。当时范长江尚在华中解放区，《论放手创作》也是针对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而言，《综合》如何组到该篇稿件，详情则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