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流行词语的抵抗性研究

摘 要：如今，人们对网络流行词语的使用乐此不疲，它的出现是一定社会的综合性产物，反映其最新动态，在网络环境下无处不在。本文基于一些事实表象来解读流行词语的深层抵抗性内涵，试图分析这种流行语为何曲折隐晦地传达着抵抗性，最后提出该如何理性对待这种赋有“对抗式”解读的网络流行词语。

关键词：网络；流行词语；抵抗性

网络时代的来临，将人们推进了信息社会，它在带来了群体欢呼的同时亦携同了民众的担忧，互联网的发展和当下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上所出现的微妙现象就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种网络流行语言的盛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及网络特性下孕育而生，寄寓了太多的政治意义，其中，抵抗性就是其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在意涵。

一、网络流行语的抵抗性意涵

网络时代下的赛博空间内，人人都是传播的主体，由网民自主创造的词语很有可能一经发酵就在大范围内引起认同和共振，形成当下的流行词语。近年来耳熟能详的“壕做友”、“我伙呆”“人艰不拆”、“你懂的”、“no zuo no die”、“你是我的肾”、“too young too simple”等，都在诙谐戏谑中隐喻着当下热点，也心照不宣地折射出了网民一种抵抗情绪，成为民意表达的符号。这些流行词语，或起源地方性方言，或来源于热点事件，还有的来自影视媒体的影响，经由网民的拼贴、改写、戏仿、谐音等加工而成，不仅描绘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同时也流露出了网民对公权的质疑与对现实的不满，这种来自底层的反弹往往成为人们洞察社会的“窗口”，下面笔者将相应举出一定的例子以作分析：“不作死就不会死（no zuo no die）”，这最早起源于江浙一带的同泰方言，意为胡搅蛮缠、惹是生非的行为，在网络所激起的涟漪效应下，概述为没事找事，结果倒霉，现已被收入到美国网络俚语词典中。2014年7月红极一时的安庆书记事件，网友恰如其分地用“no zuo no die”概括了该事件的发酵期，更把这一热词推向高潮。但从这一事件中反映的是网民对政府高官作风行为问题的不信任、不买单。

此外，代表身份地位的苹果手机从2008年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如今至iphone6的风靡，使得“你是我的肾”这一词即刻传遍了大街小巷。这简短的几个字来源于一位17岁的孩子为买ipad2而卖掉右肾的行为，这背后蕴藏的是国民的“炫耀式消费”，现如今，苹果手机的销量在我国独占鳌头，他们的消费者大多抱有这样的观念：“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1]”“你是我的肾”这一句看似调侃无聊的流行语，勾勒出了国民的脸面观，折射出的是对这一扭曲消费观无情的抨击，同样也多多少少是底层阶级对这一消费水平的望而却步。

至于“今日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则是来源于热播节目《万万没想到》，这句话“经典”之句大部分被运用到现代男女婚姻的困境中，表现出一种对于“物质至上”或“贬低歧视”的社会现状的愤恨，使得这种具有“阿Q精神”的话语在诙谐狂欢化色彩中完成了“想象的报复”，变相地消解了这“约定俗成”的规则和制度。

诸如此类的流行词语不胜枚举:“喜当爹”“接盘侠”是对当下混乱的男女情感生活伦理的揭丑；“壕作友”源于对暴发户与贫富差距大的折射；“叫兽”是对教育工作者作风问题的嘲讽；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艰不拆”则是对这个现实的直接愤恨与无奈的表达。

二、抵抗性流行词语出现的原因

主流文化大行其道之时催生出了这些网络流行词语，无论在哪个年代和国家，边缘的文化和主流文化都是相辅相生的。上文已经提及，这些从属于边缘文化的网络流行词语具有抵抗性意涵，那么这种抵抗情绪为什么会在网络上出现及网民为什么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而不是大胆直呼？除了网络的安全性外，还主要受两个因素的相互交织的综合性影响：

1.政府与网民交流匮乏，公共领域机制不完善。我国社会民主的建设有赖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早在20世纪，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就已倡导这种“对话式”的民主。虽说已自2008年就开启了“网络问政”，但事实上这一举措收获甚微，真正能够获得交流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的民意仍处于湖底，被排斥成了“局外人”，加之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政府官员腐败渎职、教育行业道德失范、就业难、房价高、分配不公等，而执政党对于这些问题却不能有效解决。这更加重了民众的负面情绪，网络问政，是否如胡泳所言：只是问问而已[2]，这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网络时代虽说加强了开放性与互动性，实际上，由于科层制管理及技术手段的限制，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声并不总能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从底层发出的强大呼声经过层层传递到达决策者那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变异或是弱化，能够进入公共领域平台的只是少数“精英”。这种被压抑的民意像滚雪球般积聚，亟需发泄的情绪高涨。

2.把关严格、防火墙等监管机制的压制。在现实中，人们并不能看到这种情绪的“拍案而起”，这主要源于此处要说明的第二个因素，即把关严格，防火墙机制的压抑。网络上的信息流动都是处于规制之中，这种防火墙机制使得有想法的网民有所顾忌，而不敢有言必发，如所发贴子、微博很快被删帖而“和谐”，或是进行一定的“教育规训”，而实际上部分被删的内容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却是无关痛痒的，基于对这一把关的顾虑，再加上自身能力不足，对某些事件无能无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网民只能通过如流行词语此类变相的手法来起哄、造势，或有意进行“对抗式”解读，以期实现反抗某些不良现象的愿望。

此外，网络平台安全度相对高、反响相对大，在“法不责众”和“围观”心理驱使下，民众毅然将网络这一平台作为进行抵抗表达的选择，总之，以上两个因素在相互矛盾冲击中使网民囿于风险成本、精力成本和物质成本而放弃参与激烈的现实集体抗争和社会运动[3]，转而寻求二者的平衡点，而以一种变相的手法来表达，而流行词语就是这一手段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如何理性对待抵抗性的网络流行词语

网络流行词语网络情绪的投射，充当着“社会情绪的出口”，是社会的“晴雨表”，看似不值一提，实则是这个社会的“冰山之角”，应当引起重视与关注。而面对这种随处可见的抵抗性流行语，如何理性对待应是我们当下该着重优先考虑的问题。

1.从“社会抗争论”的角度，也可更好理解流行词语，它是大众基于某种需求动机，通过一己之力或动员其他人，更多地依赖于体制外资源，与执政党及其政府所展开通常是非严重暴力性想抗议和斗争过程[4]。那么提及“抗议”与“斗争”，我们也大可不必谈其色变，如上文所说，每个时期和年代都会出现这一变相抵抗的现象，流行词语的抵抗毕竟不等于现实的抵抗，其传达的也有积极意义，早在上世纪，刘易斯?科塞就在其著作《社会冲突的功能》提及“安全阀”理论，认为“冲突充当了释放敌意的出口，如果不提供这种出口，就会损害对立双方的关系，安全阀制度对个人和社会结构都有积极功能。[5]”此外，这一流行语背后折射的也是网民争夺其话语权的表现，福柯也指出“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6]”因而有必要要让这种渠道通畅，把“阀门”打开，以免民怨积聚而爆发破坏性的行为。在把关机制的前提下不能“一线封死”。

2.同时也要防微杜渐，避免引发网络暴民。“阀门”的打开，并非是舍弃阀门，流行词语也非时刻如李玉刚所言，是理想的“良好的公共话语”和“慎议”的结果[7]，若这个尺度失去标准，将会适得其反。难以想象在这个不稳定的转型期，所有的闸门被撤去，各方语言充斥后是怎样的一发不可收拾。网络上的用户是分散而匿名的“乌合之众”，很容易受到引导规训，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助网络这个平台而煽动民意，极易塑造成“虚拟世界里的暴徒”，即网络暴民。他们大规模的侮辱、谩骂和人身攻击，盲目、蛮横和专断，这是极具破坏力的。这一负面现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监管部门必须时刻警惕网民情绪的高涨，防微杜渐，加强监管而不是阻碍，放以自由而不是纵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郭良教授曾指出：“并不是网络造就了网络暴民，而是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遇到了道德真空乃至需要道德重建的问题” [8]。这间接地说明了本文所要传达的思想，表象问题更多体现的是制度上的弊端。对于流行词语，人们并非以“阀门”而封死，也并非舍弃这一环节，而是必须学会何时应该“放大”抑或“放小”，我想，这才是大众该时刻铭记于心的。

四、总 结

网络流行词语的出现，非敌亦非友，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正视这种抵抗性，正确规范引导，给予其足够的空间，防止其极端化所带来了不良后果。不得不承认，“网络推动型的各种社会抗议，与这样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状况的存在是紧密相连的.....法治的缺位以及影响政府政策的其他合法途径的缺失，使得心怀不满的社会群体选择互联网来‘发出’他们的抱怨。[9]”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被网络抗议所取代，那将是可怕危险的，人们要时刻反思，是否给予了民众足够的话语权?民意通畅，网络则自发清淤，促使民心所向，这才是我们执政党渴望也是应该做到的。公开表达意见的渠道一旦被阻塞，用抵抗来表达、宣泄意见则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但这种开放的“度”如何把握，如果引导其利益最大化，这一任务仍是任重而道远。（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美)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2] 胡泳.走进众声喧哗时代:中国互联20年[J].新闻与传播,2014(9).

[3] 何威.“文化抵抗”与“抵抗文化”——网众传播中的一种群体行为及其后果[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1).

[4] 郑永年,邱道隆译.技术赋权: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5] (德)刘易斯·科塞,孙立平译.社会冲突的功能[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6] (英)约翰·斯道雷,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 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 陈豪磊.“网络暴民”——虚拟世界中的暴徒[J].网络天地网络财富,2009(3).

[9] 郑永年,邱道隆译.技术赋权: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