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间京报的发行探索

摘 要：京报是清代面向社会发行的民间报纸，虽与后来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式报纸在内容、形制、办报思想等方面皆有不同，但却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根据文献考察法仔细梳理了京报的发行机构、发行途径及发行费用等史实，力图还原关于京报发行的各个重要环节。本文认为清代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的发行既依靠官方驿制塘兵传递，也由于京报面向社会的民间性质，也依赖民间信局来传递，而且还有些微社会闲散人员为博锱铢之利而奔走四方贩卖或翻印京报。

关键词：清末；京报；发行

一、京报概述

京报是清代民间报房出版发行的报纸，京报这一名字并不是某一家报房专属的报名，而是因为它在京师出版印发，故而被称作京报，在清末文人齐如山的笔下，京报的样子是，“报的形式，各报馆一样都是长七八寸（作者注：约二十三厘米），宽三寸余（作者注：约十厘米）之小本，都是单篇，皮上近首印红色京报二字，下边写某某报房，都是黄色纸皮，所以又名曰黄皮报”。

每日内阁公布阁抄之后，报房便派人前去摘抄，所以京报的内容几乎复制了官方邸报，也是由宫门抄、明发谕旨以及臣僚奏章构成，宫门抄一般包括皇帝起居、活动和官员任免、召见等事。“明发谕旨一般是由内阁发布，内容大多是例行公事或需全体臣工甚至中外臣民共知，如宣战、议和、大赦、巡幸、谒陵、经筵、蠲赈、高级官员的除授降革、重大案件的处理结果等。”官员奏本包括题本和奏折，内容包罗万象，例如边疆政事、官制改革、水旱灾情、社会变动等。

但由于京报的商业性，它的内容也会在特殊时期发生少许改动，如在1898年夏天“百日维新”正值高潮时，北京一家报房在每日期刊的后面附录了一个增刊。增刊的题头为“时务报”，与维新派在上海的强学会机关报同名。……该增刊打破了京报只刊登朝廷公文的传统做法。虽然各个报房都出版京报，但是这些京报的内容并不十分一致，这是由于不同报房只抄发他认为重要的内容。另外宫门抄一般下午公布，报房便前往摘抄排印，印成单页当晚发行，名称即叫《宫门抄》，在北京随同京报一起送阅。

京报虽然出自民间，但同官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是因为京报内容几乎翻印自官方邸报，而且因为京报的主持人一般都与官方保持着或明或暗的联系。首先，《中国报学史》载“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其次，据《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三十九年经奏准，“应行发抄事件，令（各省提塘）各设报房，亲赴六科抄发刷印，送科查验转发”，说明乾隆三十九年之后，提塘须得各自设立报房刊刻邸抄送达各省督抚官员，在利益驱使下，这样的报房逐渐就成为了民间报房，而官方邸报和京报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慢慢模糊起来，这在咸丰初年皇帝责斥江西巡抚张芾的上谕中可知：“所有刊刻邸抄，乃民间私设报房，转相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这样民间的报房既可以获得官方材料和利用官方发行系统，又因为面向社会售卖而获得丰富的发行利润。

京报不仅在所有权上跟官方有密切关系，而且因内容来自阁抄一直被朝廷默许视作半官方的报刊。所以在当时外国人眼里，京报的地位相当于外国的政府公报，“西士有问于中士者曰，予初以为贵国之京报即吾国之新报也”，另外当1875年发生“云南马嘉理案”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的要求之一即是“朝廷应降旨责问岑毓英对滇案失察，遣使道歉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在京报上公布”。

二、京报的发行机构

京报在北京的发行是由报房组织的，虽然乾隆二十一年朝廷下令禁止小报房，由提塘统一设立公报房发行邸报，但实际情况是小报房不仅没有被禁绝，而且及至清末，报房生意越来越兴旺，京师约有十余家报房，都设立在京师前门左右，著名的有公慎堂、聚兴报房、聚恒报房、公兴报房、同泰报房、杜记报房、信义报房、同文报房等，京报发行数量巨大，“约十余家报房，印制数千份报纸。报房把报纸发送给订阅者……或者成批地快递到不同省份。但是，报房都是私人所有，以售卖京报偿还债务或者争取利润。”这是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于1865～1871年任驻北京总领事，他访问北京城南的报房后所写。

北京的报房因为拥有自己的发行资源，包括送报人和订阅户等，所以到了民国之后，京报房仍然屹立不倒，虽然报房自己不再发卖京报，但是它却摇身一变成为京城各大报刊发行工作的代理商，几乎垄断了北京的报纸权，如“自清《京报》开始，即有山东人经营的六家报房垄断，到清末新式报纸出现后，依然借助这六家报房的派送资源进行送报。当时报价大报每月八吊文，小报每月三吊文，送报人按三成提账，报房仍不满足，经常拖欠报社的报费，而且付账时用面值低下的砂片钱”。

关于京外各省的报纸发行业务，因为看到发行京报能够获取丰厚利润，有人在北京附近的州县如良乡、涿州等地设立了民间信局翻印发行京报，而且这些信局很可能会把京城各大报房发行的京报汇总然后重新刊印成内容更为丰富的“新京报”以便更易发卖，如浙江巡抚在给道光帝的复奏里说：“惟闻此外尚有良乡报、涿州报名目，其所载事件较详于提塘之报，递送亦较为迅速，闻良乡、涿州等处专有务理此事之人，官绅人等多有以重貲购阅此报”。

同样由于利益的驱使，常有外地报房翻印代售京报，另外也有社会闲散人员看到京报发行能够获取利润，于是“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

三、京报的发行途径

京报在北京的发行基本上是订阅居多，订阅人基本上是官员、文人、大商人等。在北京阅读京报是一种常见现象，据白瑞华在《中国报纸》（1800～1912）中记载，强学会委托一家报房印制报纸，并随同京报一起发行，出版和发行费用由维新派团体承担。《中外纪闻》按照这家委托报房提供的京报订阅者名单免费发行了1000多份。这仅是一家报房的订阅者数量，北京有十数家这样的报房。

（一）本埠发行途径

京报在本地的发行，报房会雇佣送报人每日在京城走送，一般在上午十时左右，就能够把前一天印好的报纸，送到城区订户们的手中。那时北京的送报人相当于南方上海报纸发行所需的报贩，如清末文人齐如山在《清末京报琐谈》中说：“这种送报人，从前还有由报馆雇妥，直接送报的，后来就不多见了。因为他们替报馆送报，不肯大卖气力，不能张罗招揽生意，甚至不正经送，所以后来都是归他们自己买了报自己送”。

送报人身背褡裢式报囊，囊上钉有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两字，据齐如山在《清末京报琐谈》中谈：“他们都是穿着一长稍过膝的蓝布大褂，外系一条布褡包（腰带），因为从前若穿小衣服裤褂或散着腰（不系褡包）进人家，是不大规矩的事情。他们送报必须进门，所以都穿长褂、系褡包”。各个报房的送报人都有若干个，同一报房的送报人一般不会越界送报，但不同报房的人可以同在一条胡同里送报。

（二）外埠发行途径

京报的外地的递送途径多样，首先，有大的报房在外地设立报站雇人递送，“近州县如通州、良乡等县，则可以两天送一次，再远如天津等处，则五天一次，如保定府等处，则大约须十天一次，最远的每月一次。辽远的边省，就更不同了”。其次，民间信局也是京报外地发行机构之一。在道光朝之后，驿递出北京之后的第一站良乡，因为看到发行京报能够获取丰厚利润，已经有人设立了信局翻印发行京报，而且这些信局很可能会把京城各大报房发行的京报汇总然后重新刊印成内容更为丰富的“新京报”以便更易发卖，如“惟闻此外尚有良乡报、涿州报名目，其所载事件较详于提塘之报，递送亦较为迅速，闻良乡、涿州等处专有务理此事之人，官绅人等多有以重貲购阅此报”，从此也可看出信局雇佣脚夫递送，速度已十分快捷，较官方提塘也更为快捷灵便，如《申报》创办时代的19世纪70年代，根据《申报》每日所登的京报刊发日期，可以得知由北京寄往上海的京报所花费的时间已经大大减少，快的话只需半个月时间，慢的话一般也只需要二十天左右时间。

从官方提塘递送京报来说，提塘安排塘兵递送京报至地方官衙，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浙江巡抚在复奏道光帝下令沿海各省彻查关于“英国人每日阅看京报”之事的奏折中称：“臣等每日所阅京报，系由坐京提塘抄寄坐省提塘转送”。再如“启者本馆今有友人在京师办邸报（由此更可得知此时邸报和京报已没有严格区别）寄申，较之在申局买者较快”，这里的“申局”就是上海邮政局。塘兵递送京报腐败滋生，稽延时日，“《京报》出版后……，或以一人而兼充数名，或同在一途，而此省兼带彼省，虽京中有专司其事者，然不能沿途稽查也，因而《京报》多超过程限，如苏浙皆止需四五十日，往往迟至三四月”。

同样的发行地区，为何不同的邮传单位所需要的报纸发行时间差距如此之大？“在19世纪初，信局通常走水路把报纸运送到广州，比官方邮政系统——驿道的速度快得多”，官方邮政系统所走的驿道严格规定，“凡驰驿，应各按正道行走，不得枉道扰驿，除紧要事件准连站星驰外，平常事件均按限按站”。相比之下，信局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制度束缚，所以它会根据寄递需要选择路途、程限以及寄递工具。

四、京报的发行费用

京报在京师本地的发行工作是由报房雇佣的送报人负责，由上文可知，起初报房雇佣送报人送报，但由于送报人工作懒怠影响京报发行和递送，后来报房就批发一定数量的京报给送报人，这样就能极大激发送报人的送报积极性。所以起初报房发行京报只需要付给送报人工资，到后来报房不仅不会花费发行资费，反而由于京报的发行量颇大，所以报房的盈利面主要都在京报的报资利润上。

关于京报的外地发行，首先是官方提塘派送，在《中国报学史》中谈到：“《京报》出版后，本由塘兵平排日传递，然历久弊生，塘兵饷额，不足以自瞻，……”，可知塘兵的饷额来自驿站银的划拨，所以不需要报房来支付费用。根据清朝的职官制度，朝廷令地方督抚遴选本省武进士及候补守备充任坐京提塘官和坐省提塘官，提塘官负责接收地方文书送达通政司，上达天听，也负责抄发邸报寄递给所属地方官员。又按照清朝的邮传制度，京报也属于兵部治下驿站的邮传范围，邮驿系统本来就是为封建朝廷服务的，它们的经费也源于朝廷拨发。所以，清代提塘发行京报不需要给邮传机关支付费用。

其次是民间组织或个人运输，如信局传送和外地报房翻印代售，信局和外地报房都是出于盈利的目的来递运京报，他们自己承担京报的递运资费。

五、小 结

京报本来就是官方邸报的复制品，只是由于京报比邸报有更广泛的阅读率，当时的新式报纸几乎都会转载京报上的内容作为新报内容，故而当新式官报代替了邸报之后，京报仍然存活至清王朝覆灭。反观来自外国的新式报纸，它不再像邸报、京报那样主要是供给官员阅读的文书，而是供给广大普通老百姓阅读的报纸，它的目的或为传教、或为盈利，但它的形式和内容皆高出京报许多。

现代报纸以丰富的军政、民生等新闻获取发行及广告利润，而京报的内容严重依赖清王朝的内阁抄件，所以当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京报消亡的丧钟也就同时敲响了。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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