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十七年电影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

摘 要：本文以《青春之歌》《早春二月》为文本，试图通过中国十七年电影中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来分析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在十七年大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背景中的表现。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早春二月》中的陶岚都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社会的束缚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获得女性自身的话语权力，独立并且不受制于男性。本文通过对十七年电影女性形象的分析来认识女性在五四运动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后对自我意识的认知和自我价值的追求。

关键词：十七年电影; 女性知识分子形象; 意识形态构建

一、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含义及其产生背景

首先，中国电影在继承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和解放区革命文艺两方面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征程，1949～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十七年，简称“十七年”，其发展特点是：艰难曲折、大起大落。

其次，十七年电影产生的背景。新中国的成立使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战线也不例外。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影界也活跃了起来，并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步前进的有力武器。1958年毛主席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也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创作方法。这种“二革”的创作方法，在强调革命理想、强调鼓舞作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影片都是明朗、健康、乐观，与当时“社会主义理想”“英雄时代”是相一致的，即便是悲剧性的结尾，也是崇高而悲壮的。新中国并不是在一个安全并且被世界认可的环境下成立，它的成立不仅是共产党领带人民群众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意义，更面临着国内国外双重的不利因素，国内需要在思想领域和行为方式上团结人民，对残余反动势力的清扫、迫切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进一步巩固树立典型人物中的典型事迹以达到教育民众巩固政权的作用；国外又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致排挤和对抗。

此时，作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战线，必然需要我们的文艺方针政策与国家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十七年电影便有了特殊的时代含义，同样所反映出的人物尤其是这里所研究的女性形象就显现出其特殊性[1]。

十七年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文艺界大量而系统地参照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时也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在十七年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形象在工农兵文艺政策的‘规范’下，虔诚的表现了对革命英雄的仰视，并以英雄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为自身的存在寻找一条合法的出路。[2]”

在中国十七年电影中女性视角、女性形象在电影中的体现是对于研究十七年电影以及通过其所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女性形象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在十七年电影的研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和独特的研究切入点。同样符合了当今社会我们所提倡的人性化的价值观。

二、十七年电影中的女知识分子形象与意识形态构建

（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英雄主义的道路

1957年“反右”之后，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也相继出现。《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们，他们身上的书卷气只是作为一种知识分子性格特征被展现，总体的思想意识已经与工农兵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类革命知识分子形象通过政治性的模式来表现，这样就把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英雄化的处理。这些人物形象在历史的洪流中锻炼成长，既有知识分子特有的形象性格，又具备了战士的坚韧品格。因此，这些形象应该被看做革命知识分子，在十七年电影中他们并不是主流人物却也表现出整个大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形象的一个嬗变。

电影《早春二月》中女主角陶岚是一个浪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敢于冲破封建家庭对自己婚姻的捆绑，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在家庭生活中产生的争吵矛盾使她认识到女性应该有自己获得话语的权力，独立并且不受制于男性，以卢嘉川的出现为代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使她获得了自我意识的新生。在叙事上，“地狱式”的监狱斗争是这个形象“英雄化”必经的一道门槛。《青春之歌》的最后描写的是1935年底的学生运动，这时的林道静已不再是那个幼稚浪漫的少女。“当她沉着、英勇的领导着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迎着反动统治的皮鞭、警棍和刺刀前进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坚定、无所畏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3]”

在十七年这个大背景下，提倡的所谓妇女解放，更多的是女人和男人一样，男人能干的活女人也可以干，以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而这种意识忽略了女性的性别身份，过于极端的定位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功能，使得社会性别失衡，女性丧失了自身的性别身份，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背负着政治历史使命的女性革命者在家庭和事业中放弃了自己作为女性的性别特质和家庭角色。使得这一时期出现的女性形象其女性美表现出不断丧失的状态，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

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接受革命洗礼的过程中，信念逐渐坚定，不再只为自己获得话语权，而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祖国不再受到危害。她在革命的道路上身着红衣，围着象征知识分子形象的围巾，组织参与着革命活动。将祖国的命运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家庭感情生活没有更多的表现，即使是在早期与丈夫的婚姻家庭生活中也没有对女主人公情感的细节描写，只有几个牵手和一个拥抱的镜头，也没有表现女性特有的性别话语特征，更多表现的是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叙事，没有对女性美的表现使得影片中的性别失衡现象在十七年电影中尤为突出。在女性掌握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主导权的同时，女性告别弱者形象，女性和男性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小，甚至有了类似男性特征的硬朗形象，这样的形象在十七年电影中数不胜数，如《红色娘子军》《赵一曼》《英雄儿女》等。

（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启蒙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使人们从传统思想文化中解脱出来，尤其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人们推崇的价值取向。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在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在思想方面，五四运动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此时中国传入了西方的各种新思想，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思想和政局带来巨大影响。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很多青年知识分子迷茫、徘徊，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处，自我价值和国家命运的改变在大革命的失败后使他们不知所措。

电影《早春二月》的开场，萧涧秋是以一位迷茫徘徊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带着逃避现实的心境来到芙蓉镇，期间与两位女性发生的情感挣扎表现出作为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年轻知识分子即是对现实苦难的社会关注也是闭锁在自我沉迷的个人空间里。正如陶岚在影片中所说“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很奇怪，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我一点不知道。我恐怕是飞不出去了。”在表现女性知识分子陶岚时，有很多望向窗外却望不见室外的景象，陶岚渴望着外面的世界，但又无奈地囚于高墙，影片中展现了陶家宅院的镜头屋瓦高墙遮挡了外面的世界仿佛成为一种屏障，直到盼来萧涧秋，而对于从远方而来的新老师（男性）一向凡人不理的陶岚便急切地想要见见，在同样的环境里使陶岚与萧涧秋一开始就产生了相互吸引的巨大磁力。然而在之后的日子里，从两人激动的讨论《新青年》到萧涧秋卧病在床、帮助和同情却带来了异样的眼光和流言蜚语甚至导致文嫂的自杀、王福生的退学，这些沉重的打击，也使她意识到要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就必须勇敢地走出去直面严酷的社会现实而不是逃避，这也许更是指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之后徘徊中所应该探寻的一条正确的路线。影片结尾，陶岚实际上重复了萧涧秋的这一“戏剧动作”，她奋力冲破楼梯、栏杆、树林、篱笆的阻碍，终于飞出了这个地方，也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出生到走向成熟最终探索出正确的道路。

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女性，千百年来受到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导致自身更多的趋向于忍受、依附于男性统治。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瓦解，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女性逐渐摆脱封建枷锁的长期束缚，特别是到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女性的自我解放意识强化。此时的妇女不仅仅承继了历史遗传的家庭角色，而且又新添了各种重要的引起质变的新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带给妇女的是权利复归，但同时也给妇女带来了双重角色冲突的苦恼和新旧角色协调上的重重困惑。

这种双重角色使女性尤其是十七年电影反映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既是家庭的，又是社会的。女性双重角色又进一步加重了女性的生活负担和精神负担。然而无论是林道静这样的革命女知识分子还是陶岚这样浪漫的知识分子少女，都是女性对于封建伦理纲常的反抗，都是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不断发展，在实现各自价值的道路上不断强大自己。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2] 任晓楠.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形象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5.

[3] 任晓楠.革命历史叙事中的“边缘人”——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