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媒体时代媒介文化研究思维范式转变

摘 要：当代文化研究从大众文化转向媒介文化与大量的新媒体现象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从大众文化转向媒介文化的过程中思维范式的转变就成为其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探讨了在新媒体时代媒介文化研究思维范式的转变,主要从理论生成语境的变迁、媒介融合影响下的文化融合、从生产批判到消费至上的转移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在新媒体的语境下媒介文化由二元到中立的思维范式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文化；消费主义；二元；思维范式

媒介文化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兴起与大众文化研究成为显学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文化研究语境中，当大众文化研究逐渐向媒介文化研究倾斜时，标志着我们的研究视线向大众媒介的倾斜。随之一系列的问题如思维范式、问题视域等都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转移。可以说媒介文化是大众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出现的文化形式，它与新媒介的出现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新媒介就没有媒介文化，没有新媒介文化现象的大量涌现，也就没有学界关注媒介文化研究的实践基础。

既然媒介文化的探讨与新媒介的发展有很大关系，那么什么是新媒介就成为媒介文化探讨的理论基础。对于新媒介的定义从被提出就存在多种解释，很多学者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定义，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纵观新媒体的各种定义，从内涵来看大多强调以数字化媒介为依托所形成的一种媒介融合，是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从外延来看,不外乎包括互联网、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正是大众媒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我们才有了谈论媒介文化的理由，本文正是从其思维范式的转变即从二元走向中立这一角度来探讨新媒介时代的媒介文化研究思维范式转变的原因。

一、理论生成语境的变迁

对传统大众文化的研究理论，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范式上。从三种理论的构成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主要集中于批评大众文化的操控性和欺骗性。这种研究范式总体上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反启蒙的，它始终在算计着大众，并利用一切手段去操控大众，妨碍自主的、独立的个人发展，使个人无法自觉地为他们自己下判断、作决定，最终也就阻止了人类达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允许他们达到的解放程度，使大众失去对社会的反抗力[1]。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关注底层，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大众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并强调他们自下而上的对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反抗。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把大众文化理解为是被统治群体的反抗和统治集团的收编之间的斗争场所，这一思维范式不可避免的存在二元思维的嫌疑。我们看到，不管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还是文化霸权理论，基本上都建立在大众与统治集团这一二元对立的结构基础之上[2]。

之所以会有前后一致的二元思维范式究其根源在于大众文化理论出现的历史语境，考察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发现，很多传统大众文化理论的学者都有各自的文化立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大多具有精英主义文化立场，首先作为西马重要一支，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剖析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阶级认知模式很大程度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阶级立场，只是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乐观态度，对工人阶级更多抱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对无产阶级的失望使得法兰克福学派把关注的视线不断地投向了个体，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就为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对立埋下伏笔”[3]。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法西斯阴影笼罩下的产物，法西斯利用大众媒介作为其重要宣传工具，因此站在精英主义立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成员对法西斯主义批判的延伸，正如霍克海默的秘书麦克尔所描述的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研究所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必须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可以说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把我们团结到了一起。[3]”再次，具有高雅文化修养的法兰克福学派人对美国三十年代大众文化的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充满了敌视。而就伯明翰学派产生的历史语境来看，有着明显的工人阶级立场，从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语境来看，19世纪的英国，旧时的通过庇护和直接干预对文化重塑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大众文化的诞生正代表着旧式文化关系的终结，这一新型的大众文化的重要的文化构成就包括新兴城市无产阶级和倡导革新的中产阶级生产出来的旨在鼓动政治变革的文化，而文化格局的巨变甚至催生了新兴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文化运动，即宪章运动，正是这种情况及其带来的持续性后果,促使大众文化政治研究开始兆兴[4]。葛兰西对文化研究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霸权这个概念，葛兰西认为霸权是被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所操纵的，葛兰西指出，每一个阶级都有机地创造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彼此具有同质性，并且时刻清楚自己不但要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还要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大展拳脚。有机知识分子扮演了阶级组织者的角色，其任务就是对道德和精神生活的革新加以形塑和操控[4]，可以看出其明显的精英主义立场。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介融合的现状，后现代语境转向，宏观政治走向了微观政治。阶级概念的模糊，消费时代的到来，工人阶级走向了白领阶层，新媒体技术的出现，电脑、播客等媒介产品的普及，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政治反抗功能被淡化，更多媒介文化研究者从中立的立场来分析媒介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媒介即信息概念的普及，今天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脱离媒介而单独讨论，媒介称为文化的一部分，媒介本身已成为一种文化，而这些特征对于传统的大众文化研究者都是没有被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新现象。因此对于今天的媒介文化研究者来说，更多抱有一种存在即为合理的中立态度，去描述这个媒介迅猛发展层出不穷的时代，媒介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依赖性，互文性比去分析老调重弹的意识形态性更具有时代意义。

二、媒介融合影响下的文化融合

媒介文化的产生是与大众媒介的发展息息相关，对于媒介的强调构成大众文化在当代发展的很多新特征，而这些特征都伴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而出现。首先，媒介文化对媒介工具的依赖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媒介文化的产生都与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紧密相连，如互联网催生了网络文化，手机催生了短信文化，媒介文化对于媒介的依赖前所未有，媒介文化的技术本质在新媒体时代毋庸置疑。其次，媒介文化之所以区别于大众文化的最大特点即突出媒体在人类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而就媒介本身来说它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本身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功能，它是中性的，而其具有的文化意义都是由人来赋予的，而在新媒体时代就是要突出媒介，突出媒介的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再次，作为新媒体时代重要特征的媒介融合也给媒介文化带来了很多新的特征，即对各种文化类型的全面抹平，媒介文化打破了原来那种二元对立的格局，文化因此全面抹平，在新媒介时代，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都获得了在大众媒介舞台上平等展示自身的机会，同时由于它们通过大众媒介也在相互交往、相互渗透乃至不断移位甚至换位，原来处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形式，其紧张关系开始消除，其界限分野也开始模糊[5]。

比如大众文化中流行歌曲歌词的媚雅现象，网络文学的兴起等以及很多学者利用新媒体对精英文化的展示，已经很难把它划分到严格的传统文化的类型中去。

三、从生产批判到消费至上

消费时代的到来，首先是与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密切相关的必然结果。“自从1970年开始，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平均提高100%，而其结果在我们周围都十分明显——大规模拥有汽车，家庭中的娱乐设施、家庭中的家具和用具、服装的样式和种类发生改观……这种消费的扩张加在一起形成了对曾经占据中心位置的生产和工作分析（以及假设中的由此产生的不同阶级）的对抗，与此相关，出现了媒体的爆炸性增长，特别是电视，当然还有电视游戏、个人电脑和电子文本”[6]。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关注个体身份认同、关注快感，消解宏大叙事，关注日常生活的碎片,都必然影响着文化消费理念， 在注重生产环节研究的传统大众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不断强化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

新媒体时代媒介已成为人的一部分，媒介作为人的延伸，作为人的生存环境，影响人的认知和体验。媒介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人离不开媒介，我们所有的文化体验文化认知全部通过媒介获得，媒介成为连接人与社会的纽带。媒介文化研究对文化消费环节的关注，主要基于作为文化循环的完整过程，生产与消费都是其必须环节。而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生产环节只构成影响消费的因素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其次文化文本并不是被嵌入意义的，意义必须被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意义是被制造出来的，意义通常是在一种语境条件下被制造出来的，意义从来就不是明确的，而通常取决于语境，意义在使用中被生产。从新媒体受众的特征来看，新媒体环境下催生的大众更多的是异质和能动的大众，并非是单质的、机械的和消极的大众，青年亚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新的组成部分，导致大众文化的消费群体构成发生新的变化，这也是媒介文化研究的文化消费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媒体的多样性、变化性、生成性、互动性、交叉性，决定了以媒介为重要依托的媒介文化始终处于发展的、未完成的、持续的运动变化之中，媒介文化的这些特征也决定了其在未来会出现更多的区别与传统大众文化的新特征有待我们去探究。（作者系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德)阿多诺著.高丙中译.文化工业再思考[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2] 和磊.公共理性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J].思想战线,2013(3).

[3] 赵勇.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J].学术研究,2004(11).

[4] (英)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赵勇.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大众文化[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6] (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