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民"收视仅次"武媚娘" 高满堂大醉换来好故事

　　在一个荧屏追求颜值的时代，《老农民》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黑黢黢的脸、脏兮兮的衣服，一如剧中人物的名字“吃不饱”、“老干棒”，剧情整日围绕的就是大伙儿如何吃上一口饱饭……对于高满堂在编剧界的金字招牌，《老农民》的质感和分量在播出前绝对值得期待，但在收视上是否能够站稳脚跟就要打个问号了。然而，该剧自在《北京卫视》播出以来，收视成绩稳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已被网友彻底玩儿坏的话题剧《武媚娘传奇》。

　　想想也是，高满堂在开播前之所以敢放出“不好看我就退出影视圈”的狠话，是因为他有这份底气和自信，作为自己的心血之作，《老农民》创作历时五年，走访了六个省，采访了两百多位农民。如此扎实的剧作功底，《老农民》不好看都难。

　　热炕头聊天被烫到窗台上

　　为了从走访的农民身上得到“中国好故事”，高满堂可谓煞费苦心。跟山东农民打交道，喝酒是必不可少的。当初，他为了跟剧中人物牛大胆（陈宝国饰）的原型徐大胆聊出故事，愣是喝了七天的大酒。当时他们坐在炕上，桌上有猪头肉、煮花生、胡萝卜丝，下面的炕烧得劈啪作响，两人边喝边聊，最后觉得坐着不行，因为太烫腚，就只能蹲着聊；后来蹲着还不行，太烫脚，就再拿个垫子垫到脚下继续聊；垫到脚下以后又热了，最后只能坐到窗台上聊。就这样不断变换姿势，不断拉家常，唠农事、唠农耕、唠秋收、唠收入，迷迷糊糊地过了七天，终于让他把剧中牛大胆的人物形象树立起来。说起这段经历，高满堂至今还异常兴奋，他认为要出好作品，绝对不能仅在家里凭想象、判断、聪明去完成，必须下去接地气，正如他常鞭策自己的一句话：“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

　　没有回避任何历史节点

　　在《老农民》的创作中，因为跨度长达60年（1948-2008），有一座高山是需要高满堂翻越的，那就是农民六十年中“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段最灰暗的时光。高满堂直言没有回避任何历史节点，也没有放大消极，而是反映了农民身上始终不低头、不弯腰，一直往前奔的状态，给人以希望、勇敢和力量感。他认为对尺度、角度、温度、高度的把握尤其重要。“要揭露一个伤疤不是本事，应该是触及到这种伤痛，我们在这种伤痛中，有了反思，有了前行的力量。”

　　避而不谈高收入之说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岁末盘点中，高满堂以年收入2250万元蝉联“中国编剧作家榜”冠军。当记者问及这个话题，高满堂显得尤为谨慎，避而不谈。

　　事实上，在过往与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合作的五部戏中，高满堂作为编剧的收入并非如外界传言的那样高。从《闯关东》、《我的娜塔莎》、《温州一家人》，到《钢铁年代》、《老农民》，这五部电视作品都是收视喜人，口碑爆棚。高满堂直言这五部剧之所以成为经典，与山影在拍摄上的重金投入分不开，所以跟他们合作，自己从来不谈价钱。“他们拍戏从不偷工减料，总是精益求精，像《老农民》这部剧，这么鸿篇巨制，在服、化、道上都相当考究，我相信其他公司没有这个魄力。我和他们的合作也从不需要谈价钱，只要他们看好了，我都主动降稿酬。和他们共同完成一部作品，我只能说是气味相投、志趣相投、理想一致。”

　　对话

　　北京晨报：这部剧的收视非常高，你当初想到了吗？

　　高满堂：我们很少有电视剧拍农民，但并不等于人们就不关注农民题材的电视剧。恰恰因为我们拍的太少，观众其实心里没有忘记农民，当出现这么一部反映农民60年的戏时，我认为他们是期待已久。

　　北京晨报：现在农村戏特别少，即便有，也很少有这种史诗和记录风格的作品，您如何看待此类题材在电视剧市场上的缺失？

　　高满堂：六十年来，老农民遇到了这么些坎坷，谁敢拍农民戏。农民戏不玩炫、不耍起来，恐怕没人看，我估计是这样，所以我们拍《老农民》的时候，就担心有没有人看。通过《老农民》的播出收视，包括它的反响，说明老百姓的口味、欣赏趣味不断地提高。

　　北京晨报：您说曾经去过好多地方的农村调研，在实地考察中，有哪些农民朋友的故事借鉴到了这个剧？

　　高满堂：我听到很多精彩的故事，像牛大胆怎么认识江苏肉连集团老板，就是听说的。他们俩在火车上相识，为了盒饭打起来。打起来之后，两个人都睡着了。牛大胆闻他身上的味，你身上什么味？搞猪肉的。两个人聊天，知道对方是管肉的领导，而且还是好领导，怎么看出来？只有好领导才下车间，身上才有猪肉味，就是这么相识的。

　　包括戏的最后，牛大胆在火车上拉资金，火车上人挤人，想上厕所，上不去。最后突然听到，后面塑料袋哗啦响，一看后屁股热乎了，看老头儿拿塑料袋撒尿，他也尿了一泡，别太自私，往前传。上世纪80年代上火车，大家都有体会，一个一个传，传到洗手间的时候，打开洗手间的门，发现洗手间已经被两个人占上了，两个人摆小桌在喝酒，喝着高粱酒，吃着小猪头肉。侯总（制片人侯鸿亮）说，我走太多的路，刘和平读太多的书，真是有道理。我做一部剧，没走几千公里做不下去。

　　北京晨报：有观众说，剧中的人物关系其实挺复杂，本来想看一个农民戏，没想到这些人的感情还挺错综复杂，一直延续到第二代。

　　高满堂：主旋律一定要兼顾市场因素，好莱坞的电视剧配方为我所用，我不拒绝这些东西。拒绝这些东西，变成了高大上，在那儿说教、灌输、教育下一代，谁看？没人看，一切的历史传达都是扯淡，必须让它先有意思，后有意义，先艺术后思想。

　　北京晨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一直是您作品的鲜明特点，您希望通过这部戏传递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高满堂：传递记忆。因为我们农民60年，就是眼前的记忆，但是我们年轻观众根本不知道这段记忆。如果再过10年、20年，再过半个世纪，这段记忆根本就消失了。我想任何一个传统都需要记忆，然后再传承下去。我怕农民这一段60年被人忘记了，被历史给抛弃了，这是我最心疼的地方。

　　北京晨报：《老农民》是您工农商三部曲收工之作，哪个是您付出心血最多的？哪个是您觉得最难写的？

　　高满堂：最难写的就是《老农民》。60年处处都有敏感时期，怎么面对这些历史，弄不好踩上地雷了，炸飞了。如果绕过历史，真正的历史见证者会骂你。他们会说：“凭什么，我们遇到这么一些历史，我们沟沟坎坎走过来了，为什么你们老找阳关道写，我们这些独木桥弄哪儿去了？”只写阳光面，不把历史中的曲折写出来，是一种不负责任，是一种伪现实主义。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会绕过这些，但是不绕过去，你面对的时候怎么办？我就是那句话，寻找积极的人生，历史的光亮，农民的信心，党一心想把农民领上富裕道路，这四点没有变。我觉得这四个坚持，就是敢于面对历史敏感时期的一个最根本的地方。要揭露一个伤疤不是本事，应该是触及到这种伤痛，我们在这种伤痛中有了反思，我们有了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