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富媒体 穷民主》有感

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撰写的《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读下来，老实说笔者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对这本书所揭露的种种有关媒体的内幕而感到“震惊”。但笔者至少觉得这本书值得细读，重新读来，这本书还是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风景总是在别处，当国内的媒体从业者们正在抱怨的时候，国外的媒体似乎也在受到来自高层的管控。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受到的控制来自于媒体的所有者，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大亨们。这些人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放弃公共利益，而麦克切斯尼为他们受到伤害的民主、自由提出的解决措施则是增强政府的规制。

维亚康姆公司、迪斯尼、时代华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些媒体公司的所有者们和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成了财富榜上的新宠，媒体行业以经济效益的方式取得了成功。而媒体成功转变成了更庞大的商业集团，以占有股份或合并收购的方式完成了媒体融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几家顶级的巨型媒体公司已经在电影、电视、图书、唱片等领域达到了8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此外，广播频道的分配、节目排名等数据也说明了这一明显的趋势。在商业成功的同时，媒体的公共职能发生了变化。它们以提供“人们想要的东西”为主导思想，即提供那些“轻松而令人愉悦”的商业节目而非公共教育或严肃的时政类节目以降低传播的风险，在商业运作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然而正是这些过度商业化的公司成为作者集中批判的对象，它们利用传播之便，以文化的名义对民众的思想进行腐化，使公民“政治疏离”；同时公司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并与政府形成某种协议，控制与自己有利益牵连的报道的发表和传播，一度产生了“激冷效应”。这些公司的影响从美国扩散至全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媒体的集中与整合。作者通过对大量事实资料的收集，呈现出了一幅震撼人心的新的媒体格局地图。在麦克切斯尼看来，这种大型公司的集中整合与市场的趋利性最终会伤害现有的民主、自由，美国的媒体改革必须进行“广泛的政治运动”，要将媒体组织建立在非营利、非商业化的基础上，而且要打破巨型公司的垄断，则必须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

媒体与民主的悖论是如何产生的

本书对于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维亚康姆公司、贝塔斯曼公司等巨型媒体的全球范围扩张引起的媒体权利聚集现象做了深刻的探讨和论述，并对现有的媒体形式分别做出了判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世界媒体发展的许多问题，并对其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强烈担忧，但这本书更大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一些新鲜的议题。媒体所奉行的自由难道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民主为其提供的吗？而“犬儒主义的政治冷漠”或文中提及的公民“政治疏离”现象，就一定是由媒体所带来的吗？关于这些问题，或许我们需要对作者预设的有关民主和媒体的前提做一些回顾。

麦克切斯尼在第11页的导言部分指出，他所讨论的民主是古典意义上的“多数人统治”，而这也就是他最后提出借用政治运动力量的意义所在：“将权力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多数人那里。”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有效的参与和充分的知情是民主的根本，即多元主义民主会优于对单一精英力量的信任。然而充分的知情是有效参与的必要前提，在这里媒体的作用就是使民众能够“充分地知情”。换言之，如果我们追溯其本源，媒体本就是出于民主的需要，为了民主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信息的传播渠道，是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必经之途。因此，“富媒体”的产生或恰是源于民主的社会。然而就书中展示的现象来看，媒体的蓬勃发展反过来削弱了民主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媒体与民主之间的悖论。作为方法论和介质的媒体为什么会对真正作用于政治的民主权利产生影响？如果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假设，笔者认为，是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

既然媒体的本质是介质，其本身就不需要政治立场或观点。所谓客观公正，在我们看来就是说：“没有立场”才是媒体该有的立场。而政府和民众，或者说是既得利益者和利益被剥夺者之间，可以存在着观点的冲突和立场的不统一。但问题在于，媒体的所有者在背后起作用。当操纵媒体的人是分散的、各自立场不统一的时候，互相成为制约的力量。当操纵媒体的人逐渐变少，互相制约就不如谈判合作来得利润丰厚。就像完全竞争的市场从来不是资本家所期待的理想市场，如果有成为寡头甚至垄断行业的机会，谁会放弃呢？所以这时的媒体不再是介质，而成为有独立意识的媒体公司。他们经营着庞大的文化帝国，用思想灌输和软化冲突的方式磨平了受众的思想和意识。尽管人们当初赋予媒体权利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出现是必然的。

媒体与民主的关系

民主的市场和社会给了媒体发展的空间，类似于美国《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强化赋予了媒体更多的权利，然而也必将导致其内部不断融合与兼并，以寻求更大范围的庇护，让自己成为足够强大的力量。传统意义上广场政治不再现实可行，因为媒体成了有权有势的“统治方”，这必定会出现专制。而代表民意的公共媒体机构只是出于道德的一个幻想，是乌托邦化的。即使社会中存在着一些看起来非营利的媒体，它们往往也是一些大的媒体集团出于淡化营利性的外衣而建立的。

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市场的信任上，许多人坚信“看不见的手”会让市场体系成为民主的摇篮，林德布洛姆认为市场体系是民主国家建立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然而笔者认为这并不全对。正是这个市场，在上个世纪不断出现失灵，导致经济衰退影响人们的生活；同样是这个市场，让大众媒体成功被商业渗透，让民众的偏好引导了媒体业的发展方向，最终形成了麦克切斯尼深深忧虑的媒体过度商业化。如果说“政治疏离”是媒体带来的影响，从上面的推断来看，倒不如说是制度本身使民众自身对于民主的需要没有那么强烈。

媒体集权的真正制约者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麦克切斯尼在该书第三章中对于互联网的论述。虽然他的观点有其时代局限性，20世纪末的互联网并没有呈现出像现在这么多元交互的强大功能，而他只是参照广播电视的发展认为Web1.0时代的互联网有朝一日终会成为大公司的囊中之物。但是，事实上互联网现在确实在以令人难以相信的能量影响着传播环境，越来越多的“公民记者”和前所未有的自由平台几乎无法限制信息的流通。如果说当年的“扒粪者”还必须依赖于印刷品才能进行信息的公开与传播，那么今天“棱镜门”事件的影响一定不亚于让记者们颇为自豪的“水门”事件。完全开放式的信息平台让许多人开始相信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空间。在中国，2010年以后，随着微博、微信影响的逐步加深，公民不但没有“政治疏离”，反而似乎对政事充满了热情。

在《富媒体 穷民主》中，所谓的富媒体并没有包括新兴的自媒体渠道，因此基于当时的条件，增加政府的规制是麦克切斯尼所能想到的最可能的解决办法。然而从现在来看，互联网确实提供了一定的制约力量，包括舆论的营造和扩散。虽然传统媒体和其他各种力量也发现了这个空间，并尽可能适应新的方式继续对民众施加影响，然而现在至少个人言论有了抒发的空间。按前面所分析的，互联网比媒体更像是一个信息的传播介质，可以原生态地展现言论和事实。这时媒体巨擘和网络达人的影响力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声音嘈杂，但是本书作者所担心的全世界最终只剩下一种声音的现象，发生的几率大大下降。笔者无法判断接下来互联网发展的方向，因为技术革命会带来无数种可能，而人们对它的控制也在逐渐加强，但它比传统媒体至少更向前迈进了一步。（赵云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史论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圣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