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如何为宋案直言

有资料称，报人张季鸾1913年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对宋教仁案不平。但是具体情形如何，一直不得而知。笔者经过研究发现，还在留学日本时，张就对宋深表钦佩，并称其为湖南三杰之一。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并进入上海《民立报》服务。其时一度也在该报工作的宋教仁，基本已脱离报馆，直接投身于政治。在此期间两人并无多少接触，但间接通过好友于右任、康心孚等，张对宋之人品及政治观点还是比较了解的。

1913年二三月间，康心孚向张季鸾等极力推荐宋教仁提出的“国家主义”，认为是“救时良策”，理论上无懈可击，“特视其行之之道耳”。他们都很欣赏宋，以为宋每发表意见，总“以国家主义为唯一之精神，以统一行政为唯一之作用。而其调和激切论者之苦心，以期见于实行者，尤为惨淡经营之图”。这种调和激切、以国家为重的良苦用心，很容易为张所认同。然而宋之惨淡经营，在当时极易触动政局中个别方面的不满乃至禁忌。最终导致他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此事至今仍不乏疑点，但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乃至后来的不少历史叙述中，所有证据都指向北京政府，特别是袁世凯手下的总理赵秉钧。

4月25日，在革命党人的压力下，江苏都督程德全等将查获的有关宋教仁被刺的若干函电公之于世，同时以案件牵涉国务总理赵秉均为由，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孙中山、黄兴随即也于26日联名通电，称“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要求“严究主名、同伸公愤”。27日，上海《民立报》发行临时增刊，登载有关宋案的各方来往电报。在北京主持该报分馆的张季鸾，也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北京政府很快做出反应，并开动舆论机器为自己服务。双方既已开始宣传战，北京分馆的张季鸾等自不能袖手旁观。上海《民立报》就于5月13日发表过一篇《北京民立报〈宋案痛言〉（为宋案证据宣布后作）》。这篇作者署名“奴”的文字,清楚地反映了张季鸾等的看法。文中痛斥北京当局为背后主谋，且怙恶不悛。警告政府：如此不顾大局，倒行逆施，纵“能横行于一时，能常保于永久乎？”

宋教仁临终之际非常担心国家不能统一。随着南北形势日益紧急，张季鸾和报社同仁越发慨叹宋死不瞑目。在发往上海的通信中，他们正告野心家：要做大总统尽可以去运动议员、安插私人，“何必做这一篇谣言大文章，闹得中国天翻地覆，吓得百姓昏三倒四。独非中国人乎，相逼胡如是之甚？”

时局演变到七月下旬，南北终于决裂，由暗斗而明争。赣宁等地相继开战，长江流域战事日酣，水陆并进，炮火交加，“宛然一辛亥革命之缩图”。有感于江南民众又遭浩劫，更有感于3月20日之前与之后的中国“截然为两种气象”，张季鸾和北京分馆同仁痛惜：“哀哉，宋渔父君之弃民国而逝也”。并在报端发表题为《追怀宋渔父》的言论，随即为上海《民立报》转载（此文虽未署名，但亦反映张之看法）。

宋教仁生前即以促进南北新旧统一为职志，曾谓“非新旧势力打成一片，不足以建设民国”。实则他也无日不为此努力；可惜功业未就，竟以身殉。临终前更泣诉衷肠，并谓“谁实误解我者”。张季鸾等直言，宋可以说确因误解而死；尤痛心宋死后而误解犹存。无论其南方的政友还是北方的政敌，都未因宋临终之言而有丝毫感动。他们慨叹：天下纷纷，“要皆知罪他而不知罪己之人。始而误解，继则猜忌，乃出于战争”。

头脑陈旧的官僚派尤其误国误民。张季鸾等愤言：一个光明磊落、洁白无瑕的宋教仁尚不能见容于彼等，“此天下士之所以寒心，而祸乱之所以作也”。阴谋刺宋者的“用心之深，蓄谋之久”，更令张等愤慨。他们相信旧派中确有些人“实甘心挑动祸机，间接以杀吾民”。他们公开质问那些阴谋家：究竟是杀一人还是杀吾民？因宋之死而引发国内战争，是“最苦痛”之事。他们痛斥南北各方那些只知道用武力对话者都是“无知识”者，并因此更感宋死之可悲。不难想象，张季鸾和北京分馆的这些言论，虽然不论南北一概斥责，但仍旧很容易触动北京当局的隐痛和忌讳。在北洋派的高压政治下，张之被捕也是早晚的事。（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