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城县的“三个一”

　　在临城县古鲁营西村，法律顾问张瑞律师（左）正在为村干部提供咨询服务。 本报通讯员 王永周摄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开发布，如春风拂过神州大地。连日来，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临城县，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只要认真落实党的“三农”政策，继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临城这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农业一定会更强，农民一定会更富，农村一定会更美。

　　日前，记者深入临城农村，亲身感受生态农业、便民服务、法治建设的“三个一”。

　　人均一亩核桃林

　　开车驶出临城县城，沿着宽阔的道路一直向北，倏忽之间两旁的建筑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核桃树。“临城县人口20万，现在共有核桃林20多万亩，平均一人一亩。”临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侯培军告诉记者，临城有大片的荒山野岗，以前遍地是茅草和石头，后来经过开沟换土，全都种上了核桃树。荒岗种核桃既不占农田，又增加了绿化面积，成为一举多得的特色产业。

　　走进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的万亩薄皮核桃示范园，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核桃树一眼望不到边。绿岭公司副总经理路京振介绍，他们从1999年开始承包荒岗种核桃，如今在临城县一共有1.5万亩核桃基地，还在新疆等地租种了5000亩核桃林。优质的薄皮核桃除了当干果卖，还可以精炼成核桃油，加工成核桃蛋白饮料、核桃奶片等营养食品。2013年，绿岭公司被命名为首批“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

　　说话间，远处传来了鸡叫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散养的柴鸡正在核桃树下溜达。路京振说：“核桃林特别适合立体种养，树上结核桃，树下能种草，草中能养鸡，鸡粪进入沼气池，沼气池废料又可以还田。”

　　记者随后来到另一家核桃种植大户绿蕾公司的林地，只见一群大白鹅正在核桃树下觅食。“比起鸡来，鹅更爱吃核桃树下的草。”养鹅的农民拿出一个刚下的鹅蛋说，“这些鹅隔一天下一个蛋，4个蛋就有一斤重。”

　　在绿岭、绿蕾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临城农民中“发核桃财”的越来越多，许多人家盖起了新房，开上了小汽车。在黑城乡乔家庄村，老支书乔二民对记者说：“村里不少农户承包了十几、二十亩核桃林，种一亩薄皮核桃政府还给补贴1000元，比起以前种粮食作物，每亩收入增加了四五倍。”

　　“生态二字写起来很容易，难就难在把它真正写在大地上。”临城县委书记宋向党告诉记者，以前临城是“一矿独大”，财政收入中70%来源于矿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临城人统一思想，下决心走“生态立县”的路子。通过举全县之力发展核桃产业，带动了三分之一的农户增收致富，还增加了15%的森林覆盖率。县财政收入中，矿山的贡献率已经下降到8%。

　　每村一个便民服务站

　　“程序不知晓，盖章到处跑”，这句话是过去临城农民群众“办事难”的真实写照。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临城在全县220个农村建起了便民服务站，安排村“两委”干部、乡镇驻村人员和大学生村官当“代办员”，热心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群众满意度达100％。

　　记者来到临城镇支角村的便民服务站，只见墙上贴着《便民服务站办事流程图》、村干部《值班表》和《窗口服务质量评比栏》。这时，一位叫武会兴的老大爷前来办事。他说，儿子摔伤了，家里失去了经济收入，孙子在城里上学，想向学校申请点困难补助，不知道该走什么程序。“你可以先去孙子的学校领一张贫困生证明表，拿回这里，我们来签字盖章。”工作人员告诉武会兴。

　　记者注意到，服务站的桌子上放着一盒便民服务监督卡，上面写着工作人员的名字，“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几个选项，还有服务电话、监督电话。“每次为老百姓服务后，他们都会给我们打分。”支角村村委会主任武全兴说，“以前村民想办事，都是跑到村干部家里去找人。现在有了服务站，既方便了村民，也方便了村干部。”

　　在乔家庄村的便民服务站，记者正好碰上临城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是专门前来做回访，为一位拄着拐杖的患者检查恢复情况的。这位村民叫孙建芳，两个月前腿部多处骨折，在县人民医院做了手术。为他做检查的吕增华医生说：“你现在恢复情况良好，下一步要锻炼下肢力量，慢慢地要自己走路，不要依赖拐杖。”“感谢医生们的照顾，还特意跑一趟，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孙建芳对记者说。

　　一村一名法律顾问

　　在东镇镇古鲁营西村，记者见到了该村的法律顾问张瑞律师。原来，村里要建一个养牛场，需要和村民签订土地租借合同，于是就请她来“把把关”。“以前我们和村民签订的都是‘土合同’，现在有了法律顾问，我们的合同正规了，可以避免产生法律纠纷。”古鲁营西村党支部书记郝润身说，法律顾问不仅为村集体服务，而且更为村民服务，除了每月来一次，还留有联系卡，老百姓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

　　“为村民服务，会不会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记者问张瑞。她坦言，法律服务对老百姓和律师来说是“双赢”。“虽然会占据一部分时间，但通过我们的服务，老百姓有了法治观念，可以避免许多‘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对农村的和谐稳定很有意义。另外，在农村开展法律服务，也可以提升律师的品牌，对承办案件也有好处。”

　　张瑞说，现在农民群众对法律的需求非常迫切，特别是土地补偿、交通事故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呈井喷之势”，律师在农村大有可为。她的律师事务所有4名律师，全都担任了农村法律顾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列为重要内容，要做好‘三农’工作，‘法律下乡’至关重要。”临城县委副书记郭建军介绍说，为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律的作用，从2013年开始，临城县全面推行“一村一名法律顾问”制度，目前已在所有农村实现了全覆盖。法律顾问一进村，就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因为“矛盾纠纷有人调解了，法律事务有人代办了，村务管理有人指导了”。

　　采访结束时，记者来到临城县政府大院，这里仍然是一排排几十年前盖起的平房，机关干部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大院门口，几位老人正悠闲地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从他们灿烂的笑容中，记者看到了太行山下的新希望。（本报记者 张碧涌 叶乐峰 耿建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