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纪录片发展探究：无韵的诗意

【摘要】诗化是纪录片的一种美学风格，它用纪实的方式表达诗意、抒发作者的主观情感。本文通过中外纪录片实例，探究诗化纪录片的发展方向。诗化纪录片只有寻找到纪实与诗意之间的均衡点，才能在纪实受到尊重的同时达到美学创新。

【关键词】纪录片；诗化；诗意；纪实

纪录片的价值判断，常常以其传达的思想和观念作为依据。英国纪录片之父约翰?格里尔逊在研究纪录片之初就确立了他的“反美学”立场。在他的纪实原则中，反复强调了原初的素材和场景在银幕上迸发出的力量，比虚构的、表演出来的东西更优美。的确，相较于剧情片对美学意蕴、审美表达以及造型方法的重视，纪录片要质朴得多。

诗化，是纪录片的一种美学风格，从表现的维度赋予了纪录片在形式上的突破。它用纪实的方式表达诗意，蕴藏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在诗化纪录片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趋势?：“诗化”与“纪实”之间在不断寻求一种均衡，且诗意的流露也渐渐从奔放转向含蓄。

一、从文学到影像：诗意的视觉化偏向

上世纪80年代，诗歌风靡一时，朦胧诗等诗歌运动兴起，一种追求写意美、朦胧美的艺术风格兴起。诗化纪录片的风格正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刘郎的电视纪录片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刘郎是一位诗人，在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中，他对解说词的撰写尤为重视。他完成于1988年的纪录片《西藏的诱惑》，用豪迈奔放的文辞讴歌了僧侣朝圣的虔诚心境，大胆融入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及特殊的语言风格，浓墨重彩地用文字渲染了厚重而神秘的西域风情。影片的画面在解说词强烈的带动中，把要传达的审美与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刘郎的《西部的星空——刘郎电视艺术片解说词》、《风骚——刘郎电视艺术片解说词》、《秋泊江南》等专著收录了他有代表性的解说词文本，介绍了解说词创作的理论知识。可见当时的纪录片生态对文本层面的重视。注重写意、张扬情采，纪录片的诗性在文学层面有着较明显的反映。刘郎纪录片中的解说词就像一首首诗，以“豪放的忧伤”风格被众多电视片效仿，这在80年代的中国纪录片界曾独树一帜。

但是纪录片归根结底是一种视听艺术，解说词作为画面的外延，韵脚归整、气势恢宏，或多或少会对画面产生压迫，有种喧宾夺主的气势。如果把诗的韵律通过光线、构图、色彩以及空镜头、特写镜头等特殊镜头的运用表现在画面上，在视觉呈现上注重美感，注重形式上带给人感官愉悦的话，纪录片整体呈现出的诗意就会变得柔软得多。在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的经典之作《雨》和《桥》中，这种“影像上的诗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完全靠影像和剪辑构成画面中诗意的流淌。如果说刘郎的“诗化”纪录片具有更强的文学性，那么伊文思的《雨》、《桥》、《塔》等纪录片则是用影像吟咏出来的一首诗。全片没有解说，选择不同于人的视觉经验的别致视角，将人们日常见到的雨、桥陌生化，用剪辑形成特殊的蒙太奇节奏，打乱画面之间的逻辑信息，呈现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忽视、无法呈现的美。当画面的常规逻辑性被打乱，画面传递的信息也相对削弱，从而凸显出纪录片在表意维度上的特点，诗意也就油然而生了。虽然伊文思后来也走向了纪实美学，拍出了《四万万人民》、《愚公移山》等纪实风格的纪录片，但其晚年的最后一部纪录片《梦》还是重回了他当年的诗意风格，以意识流的手法重返诗意之境。总的来说，诗化纪录片应该呈现出的是一种声画相谐的诗意。

二、从有韵到无韵：对纯粹“诗化”的消解

由于纪录片对真实的追求和纪实风格的流行，80年代末期，以《望长城》、《流浪北京》等为代表的纪实风格的纪录片开始流行。纪录片走向“深山老林”派，“真实电影”的风格受到追捧。在诗歌界，以韩东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用平民化、通俗易懂的诗歌表达情感；在文学界，王朔等“痞子文学”开始流行。一股“反崇高”的热潮开始掀起。诗化的纪录片因为主观审美的情感因素较重、过度矫情和拔高而逐渐走向衰落。

实际上，诗化纪录片的衰落首先应归咎于其“纯粹的形式”，因为诗人天生具备从普通事物和事件中抽离出来，发现其“纯粹形式”的本领，其次才是表达上的情感因素。即使纪实风格再彻底，“纯粹的客观”也是不存在的。同样的事件、同样的场景，交给不同的摄影师去记录，呈现出来的画面也一定千差万别。所以当摄像机被人为地对准被摄体时，一场带有主观情感的记录活动就已经开始了。

诗化纪录片如果想在纪实风格盛行的大潮中顶风前行，必须有所牺牲：一是形式上对韵脚的摒弃。诗向来讲求韵律之美，当作者想通过诗所呈现的节奏感和律动美记录事件时，事件的起承转合多少会丧失掉一些真实因素，至少这种诗意蒙太奇会让事件的逻辑性降低。“过度矫情和拔高”也是这种强烈的韵律渲染而来的。当形式上的韵脚被削弱，诗给人的距离感就会丧失。刘郎的作品后来虽然保持着较重的文学性，比如《苏园六记》等，但已经从原来的诗化走向了较为质朴的散文化。二是在主观情感流露中的隐忍和克制。纪录片的记录过程是相对客观的，而诗又是一种纯粹表达主观情感的载体。若要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就必须给受众从纪实影像中感知情感的余地。编导要流露的情感至多到达与受众的普适共鸣阶段，如果超出这个情感表达范围，就会对受众的情感感知产生强迫。克制的情感能让诗化纪录片在保留纪实性的同时为受众留足品味空间。对纯粹诗化的消解并不是摒弃诗本来的意蕴，而是让诗化纪录片走出过度矫情和拔高的误区，散发一种散文诗所呈现的“无韵离骚”之美。

三、从外化到内敛：诗意与纪实的融合

在艺术作品中，诗意和叙事之间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诗化纪录片如果着重表现诗意，那么其叙事性和纪实性就会相对薄弱。诗意和叙事不是一对矛盾体，而是可以相互融合又相得益彰的一种纪录片美学。叙事因诗意的表现而动人，诗意因叙事的融入而更接地气。

我们能从一些纪实风格影像中探寻到诗意的含蓄流露。以纪录片《沙与海》为例，编导通过平行叙事分别记录了生活在海边和沙漠的两户人家。影像风格质朴，解说词甚至没有回避主人公对拍摄的反感，镜头也没有因人物羞于面对镜头不敢说话而终止。但纪录片流淌着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诗意之韵。

一是情与景的交融。《沙与海》中多次出现的无垠沙漠和海滩的空镜头，构图工整考究，这不仅是对两户人家生活环境的描摹，同时把两户人世代继承家业的艰辛渲染得淋漓尽致。叙事的融入，让沙漠和大海不再是单纯的景，而是赋予了故事和情感的生命载体。二是情感的克制。在情感颇为克制的纪实风格纪录片里，情感的偶尔流露和表达是提升纪实类纪录片艺术性和形成情感推动力的因素。这种并不张扬的情感，恰恰成了叙事中诗意宣泄的内在出口。三是象征和升华的运用。《沙与海》中，骆驼骷髅的特写、矗立在沙漠中茫然呆滞地守着骆驼的一家人、收拾风浪过后残局的父亲那破了洞的背心特写、在沙坝上爬行的女孩……一系列非叙事镜头的组接，构成一种象征，象征着两户人家面对无法抗拒的大自然的无奈，浸透着一种无力和孤单。叙事中修辞的运用，非但没有让叙事丧失真实，将影片矫情地拔高，反而让纪实和叙事升华成一种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本文系2013年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省助项目《“诗化”纪录片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CXZZ13_0646。）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