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风险报道优劣分析

摘要：本文选取《人民网》2013年1月份关于雾霾天气的报道（共934篇）为研究样本，通过内容分析法考察人民网环境风险报道策略。研究发现：人民网利用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形成的平台优势聚合不同渠道的消息来源，在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的基础上初步建构起多方话语整合的风险舆论场，并通过使用风险事实议题和风险调控议题，以及两个议题框架之间的转换，巧妙发挥舆论引导功能。但同时研究认为，对风险反思议题的回避，以及对雾霾归因归责的模糊处理，可能会阻碍社会对雾霾风险的深层讨论和有效协商，从而带来雾霾风险应对的“组织化不负责任”。

关键词：人民网、风险报道、雾霾

一、引言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社会各类风险正在快速升级。已有研究指出，在众多风险之中，环境风险的紧迫性日益凸显[1]。2013年初我国爆发了最为严重的持续雾霾天气，范围之大、影响之深，已经使“公众已经对雾霾等引发的环境问题表现出‘零容忍情绪’”[2]。风险社会，公众如何感知雾霾风险主要是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正如Wiegman和Gutteling所说，“大范围的风险沟通依赖于情景的因素，其中，媒介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3]

    “普通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定义大多是从媒体的渠道得来。”[4]，在中国传媒生态中更是如此。人民网作为主流媒体最大的信息与意见集散地，其新闻主要来源于全国范围的传统媒体如报纸和电视等，集中表征了中国社会在雾霾风险中的公共话语。人民网对雾霾这类重大环境风险上的媒介建构，包括对对风险具体议题的选择、归因与归责的策略等，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对风险的态度和行动。因而研究人民网在雾霾风险报道上的作为对于我国雾霾环境风险的管理和决策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新闻生产者在报道新闻时会使用多种不同的新闻框架。Gamson和Modigliani认为框架是为议题赋予意义的 “论释集合”[5]，通过强调某一话题中的某一侧面，框架能够提供了解事件和议题的一种方式。DeVreese对框架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总结和划分[6]。他认为,跟跨越议题限制的“通用框架”相比，某些框架与具体的议题和事件是具有必然的联系的。这种框架可以被命名为“具体议题框架”。Ortwin Renn等研究者把风险话语分为如下三个层级, 即三类风险议题[7]：风险事实议题、风险调控议题、风险反思议题。第一层级是风险沟通的最基本信息需求，在了解风险事态的基本信息的情况下,受众会对第二层级的信息，即风险的控制产生进一步的需求。风险的复杂性越高，风险导致的立场和利益冲突越为激烈，则风险信息的沟通就需要进入到更高的第三层级，即通过进一步的协商来化解冲突，以求达到最大的共识和合作。

    风险社会中归因归责的判断以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影响风险分配。媒体对风险事件或问题的报道，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种可替代的归因框架。多位学者发现了媒体对灾害问题采取一元化归因框架的倾向，而不是多元归因框架。同时，媒体在不同的报道时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归因框架[8]。邓建国（2008）采用“行动者-观察者”的解释框架，探讨形成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归因基本错误的原因[9]。孙玮（2009）在《转型中国环境报道的功能分析—“新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一文中从新社会运动媒体动员角度指出，在环境报道归因功能中,“是天灾更是人祸”成为媒介环境报道的普遍归因模式[10]。陈红梅（2010）认为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体现出不同的报道框架，而这些报道框架与媒体对事件的归因息息相关，并在报道的消息来源选择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11]。

    而归责与归因不同，归责不纯粹是从物理的、自然科学角度出发的事实判断，而是从“应当如何或不应当如何”的规范角度出发的价值判断，因此，归责是一个评价问题。媒体归责是归因的价值判断与责任主体指向。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发现

（一）研究设计与编码

    我们选取人民网2013年1月份（1月1日——1月31日）所有雾霾报道采取总体取样分析，以“雾霾”为关键词，在《人民网》数据库中搜索，剔除重复以及相关度不高的报道后最终形成样本，共934篇。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对人民网对雾霾风险议题策略和风险归因归责的分析主要是在不同风险主体如政府、专家、企业、环保组织和公众等话语上展开的，因此以单个消息来源作为分析单位。

    消息来源分为：（1）媒介；（2）政府机构；（3）企业；（4）环保组织；（5）专家学者；（6）公众及其他。消息来源在雾霾议题的舆论场上既是归因主体也是归责对象，因而三个类目维度一致。

    报道立场：（1）正面；（2）中立；（3）负面。

    雾霾报道议题类型：本文主要考察处于新闻报道文本主题位置的风险议题。按照Ortwin Renn等人对风险话语的分类，雾霾风险议题类型相应地划分为：（1）风险事实议题；（2）风险调控议题；（3）风险反思议题；（4）其他。

    雾霾形成原因：（1）无；（2）自然；（3）制度；（4）生产；（5）消费；（6）其他。

    编码工作由2名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完成，其后研究者在样本中随机抽取了100篇报道（超过5%）以独立编码者检验，Kippendorf a 值显示编码员间信度值的最低一致性为85.6%（形成原因），最高一致性为97%（报道立场）。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SPSS for Windows 19.0 进行，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频数分析（frequency analysis）、卡方分析（Chi square analysis）。所有检验都是双尾。

（二）研究发现

    1.信源

    大众媒体在风险传播中因其对精英信源的过度依赖而饱受诟病。正如尼斯比特和卢恩斯坦对美国媒体在 1970 ～1999 年间生物医学技术报道进行分析后指出的那样，“科学家、医学家和政府行动者已经主导了新闻报道，他们对媒介具有动员偏向和支配性影响。”[12]研究者似乎把媒体仅仅当成向其他行动者提供竞争的中介场所，而忽略了媒体本身作为风险竞技场行动者之一的独立身份。但本研究却发现，人民网在建构雾霾风险语义场时，以评论形式作为独立信源参与风险定义成为一大亮点。虽然政府作为第一消息来源的传统并没有改变，（602次）占全部信源的42.4%，但排在其后的不是专家信源，而是媒体自身，共出现368频次，以10%的明显优势超过了专家信源（227，16%）。这说明，人民网在雾霾风险传播中突破了以往依附性媒介的被动角色，力图以独立观察者的身份在风险的社会建构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向处于风险舆论场最边缘的公众信源地位也有大幅的提升，共有124次，占总体的8.7%，超过了企业（57次，4%）和环保组织（24次，1.7%）。

    信源的分布变化特别是媒体信源和公众信源的突显，使得人民网在雾霾风险报道上实现了各个风险主体相对均衡的在场，初步打通了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为各个风险主体在竞争性话语场中逐步缩小风险定义的差异，达成风险理性的共识提供了基础。

    2．报道立场

    媒体在风险报道中“应该发挥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功能，以敦促环保意识和生态观念的成熟。[13]”我国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传统做法，主要是以正面报道为主，通过表扬、肯定为主的一边倒立场实现其导向功能。但人民网在雾霾报道上的立场却打破了这种“定势思维”，呈现出更多的专业性和沟通艺术。从表1可以看出，不但对客观事实的中立报道最多，达到了82.8%，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负面报道（9.2%），甚至还略微多于正面报道（8.2%），实现了“从原先的正面报道居多，逐渐变得越来越客观和理性，更注重对客观事实和现象的冷静思考。[14]

    3．风险议题类型

    本研究中，风险事实议题主要表现为对雾霾作为一种天气现象以及雾霾造成的实际影响的描述；风险调控议题对应的是政府机构、专家和相关人群的风险反应，即关于雾霾风险的预防建议和治理措施；风险反思议题是通过风险因果关系的剖析展现雾霾风险的责任和冲突。本研究考察的人民网雾霾报道在风险事实议题、风险调控议题、风险反思议题这三类风险议题类型上的比重分别是：52.1%，28.2%和15.7%。从对风险议题的选择情况可以看出，人民网的报道内容是有所侧重的，最多关注最低层次的风险事实议题（487篇），其次是比较注重对风险调控议题（263篇），最少关注的是风险反思议题（147篇）。也就是说，人民网的雾霾风险报道更多停留于对具体风险资讯信息的浅层告知，隐匿了风险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情境，客观上缩小了风险；并且，在模糊风险责任归因的前提下，更为注重突显政府和技术官僚对风险治理决心和行动等，以建立监管力量的权威和正面形象，这和以往的研究发现是吻合的[15]。说明在中国有限的新闻空间内，人民网雾霾风险的议题建构活动仍然受制于自身和社会多种机制的束缚,体现了风险传播的媒介悖论。

    3．归因归责雾化与责任指向

    归因是归责的前提，同时也是风险责任分配的体现。归因是一个事实问题，它的理论基点是因果关系理论。

    在本研究总计1402个消息来源中，有归因和无归因分别为45.4%和54.6%（表2），这表示对雾霾天气的归因实际上并没有成为雾霾风险话语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在所有消息来源当中，对雾霾归因方面是是最为积极的，85.5%涉及了雾霾成因话题，对雾霾风险知识建构举足轻重。而话语呈现最多的政府，仅有33.9%的情况下提到归因。作为消息来源的企业总共仅出现57次，企业最回避雾霾归因，其中只有9次涉及了雾霾原因。反常的一点是，公众作为雾霾危害最大的受害者，不仅很少被用作消息来源（仅在消息来源分布中占8.7%），而且即便是在很有限的出场机会里，高达81.5%的情况下也没有谈雾霾成因。而报道中的媒体归因，在我们的研究中被视为是媒体本身作为观察者体现的立场，这种态度主要贯穿在记者的报道倾向与评论中，从有归因的53.5%和无归因的46.5%比例分布来看，媒体似乎有意区别于其他消息来源而保持报道事实和价值判断的某种平衡。         

    归责是归因的价值判断与责任主体指向。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责难成为一个高度情景化、多向度的概念。高度情景化使得媒体归责成为归因的预设前提，而不是客观结果，媒体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情景以及风险事件的发展阶段来实现责任主体的指向。

    如表3所示，所有消息来源不做归责的情况十分显著，占总体比例的77.5%。按各类消息来源内部无归责所占比例高低排序分别是：企业（96.5%）、政府（86.7%）、专家学者（78.0%）、公众（78.2%）、环保组织（70.8%）和媒体（59.5%）。其中企业作为消息来源时无归责的比例最高，为96.3%，即使是媒体也有59.5%不谈责任。可以看出，在对雾霾天气事件归责方面，全社会所有风险主体似乎都在回避归责这个问题，与归因相比，归责似乎更被淡化了。

四、结论与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人民网雾霾报道的考察，形成以下几点结论：

    （一）媒体作为独立信源，凸显风险建构中媒体作为行动者的主动意识。

    一般来说，社会风险的学习与认知，须经社会公共讨论与协商，通过开放的、多元立场或利益背景上的政治沟通过程来形成风险共识，共同定义风险的事实，并寻求社会认同风险内涵的最大交集[16]。人民网以大量的评论篇幅，以记者或者评论员的身份介入对风险的诠释，体现了在风险传播中力图摆脱传统依附身份，主动参与风险建构的意识强烈。另外公众作为信源的比重比以往有所有效改善，社会风险话语呈现出初步的多元化状态。从信源分布上的这些新趋势，可以看出人民网在雾霾风险报道中兼顾了主流价值的引导和对边缘声音的尊重，初步打通了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为各个风险主体在竞争性话语场中逐步缩小风险定义的差异，达成风险理性的共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通过控制风险议题层级，减小风险信号。

    Mazur指出媒介的大量报道不仅是简单的报道风险事件，而且是对风险议题进行了一种界定和建构[17]。实际上，在风险面前，媒体不是中立的，是有态度的。人民网通过巧妙选择风险议题类型，集中报道风险事实议题和风险调控议题，使风险信号停留于较低层面上，力图避免雾霾风险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风险事实议题是有关具体风险信息的告知，就事论事，一方面把雾霾风险从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也遵守了事实第一的新闻业务原则；而风险调控议题是一种更为积极、巧妙的风险建构，是在承认对风险问题社会存在质疑和焦虑的前提下，以安抚受众和维持社会稳定为目的的传播策略。与风险反思议题相比，这两种风险议题基本都还没有进入风险话语的价值层面，因而避免了对风险的深度追问和矛盾，如隐匿在风险背后的权力和公平，在当前我国所处的高风险社会阶段，这可能会有利于减少其他社会风险的衍生。但同时，通过减少风险反思议题，也可能会造成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无法完整呈现风险生产过程的各种争议，从而阻碍了风险社会公共领域的表达和协商。

    （三）模糊处理风险的归因归责，造成“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人民网的对雾霾风险归因的特点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首先，雾霾报道总体呈现出所有消息来源对归因的集体忽视。其次，媒体对政府、专家学者主要进行的是外部、不可控的归因，即多把雾霾归因于天气等自然因素或者企业和公众，由此减轻政府和技术专家的道德压力；而对企业和公众，人民网主要采用了内部、可控的归因取向，按照归因动机序列模式，这种归因导向使行为者产生内疚情感，企业和公众因而面对要采取积极行动的压力。这样的归因框架策略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局部性误诊”[18]，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提供了客观依据。

    所谓事实上的或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无时无刻不在为归责的目标服务”[19]。对归因框架和归责框架采用不同的组合策略，隐含了风险媒介话语的价值和利益导向。人民网在雾霾报道体系中主要使用了“无归因，有归责”和“有归因，无归责”两种框架策略。实际上，切断归因和归责的逻辑链条，就使风险产生的责任和责备变得无从指向，从而让主要的风险行为者得以逃离风险责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