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缘何频遭舆论逆流？网络舆情分析：央视报道东莞色情业引众议

摘要:本文以央视报道东莞色情业引众议的舆情事件为研究对象，既从网络舆论的特点本身，分析了此次舆情事件的话语特点，同时也将网友的舆论视作对于新闻报道的一种积极解读，结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进一步从互动的角度，解析了主流媒体的权力话语在网络空间激起的舆论漩涡，以此窥视大众媒介与舆论之间的关系。

    通过文本分析，本研究发现，在此次事件中，网友的舆论呈现出外围信息纷杂、核心话语缺失、并且具有以隐喻的方式进行对抗的显著特点。此次舆情事件典型地体现出了网络舆论的互动性与开放性以及把关的弱化，并且透过互联网上的“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博弈，我们可以发现此次事件中的舆论所潜藏的抗争性话语，其本质上是一种对具有官方色彩的权力话语的挑战与质疑。

关键词：网络舆论；民间舆论场；抗争性话语；编码解码理论

引言

    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新，及其相伴相生的媒介形态的演化，都对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实现了重新分配。在新媒体语境下，自媒体、UGC（用户生产内容）等对原有传播格局进行了重构，媒介权力和社会话语在亦在重构中发生了转移。而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和传播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公共舆论生态已然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共话语空间中的话语权在全媒体背景下实现了再分配，话语秩序也悄然改变（孟建,卞清，2011），在这一现象的背后，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和扩张起到了关键性地助推作用。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自2009年在国内兴起，便迅速成长为中国网民获取、分享信息和发表意见的重要平台。微博是将媒体属性与个性化兼容的的言论空间，因为它不仅呈递着媒体等机构发布的新闻信息，也同样包含着由任何社会化的个人自由创建的信息内容。因此，正如何舟（2008）指出当下中国形成了一个“双重或多重话语空间的传播现实”，微博平台正是这么一个包含多重话语的典型。胡泳（2009）认为，基于政治的维度，微博的舆论场可以划分为政府和民间两种话语的互动与交锋，在这里，来自政府、官方机构的政府话语与来自普通网民的民间话语围绕着公共信息进行着“博弈”。而笔者则试图基于媒介权力和霍尔的编码解码的理论作出辨析，认为微博空间的话语同样可以分为来自主流媒体的具有发布意味的“权力话语”和来自普通用户的用以回应和解读的“个体话语”。换言之，在诸多具有标志性的网络舆情事件中，主流媒体的信息编码和普通网民的信息解码被置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这不仅是网民话语抗争性的纯粹体现，同样反映了新媒体用户在传统认知中对于媒介权力不公这一议题的关注与敏感。

    本文以今年年初的网络热门舆情事件——央视报道东莞色情业引微博用户众议为研究对象，结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对新浪微博平台上用户针对央视的报道所发布的微博进行文本分析，解读了此次舆情事件所体现的网络舆情的特点。一方面，探讨在社交媒体领域，网民如何对来自权力话语的新闻信息进行解码，另一方面，考察其解码所形成的网络舆论场存在怎样的张力。

文献综述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关于媒介效果的研究，一直从媒介本身延伸到关注受众。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受众民族志研究盛极一时，其研究对象是“积极受众”，他们存在于各种“创新性”的文化消费形式中（大卫·莫利，2010）。

    作为一种“积极受众理论”，编码解码理论于1973年由斯图亚特·霍尔正式提出。霍尔认为，信息在流通过程中是以符号为载体形式传播意义，这一过程既需要技术和物质工具，也依赖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会关系。而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模式“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霍尔，2000）。事实上，考虑到信息接收者的社会特征、知识背景不同，他们在接收信息时必定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因而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编码者与解码者各有一个“意义结构”，两者也许并不相同，即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同一性”。所以，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传播交流并不一定能做到“完全清晰的传播”。而交流中对应的理解和误差依赖于符码编码者、生产者和使用者所处的情形和位置而定（武桂杰，2009）。

    为了描述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霍尔提出了三种关于编码和解码的假想的立场。谓之“假想”，是因为霍尔模式是出于思辨，而非实证研究。但在后续的Ang（1985）和莫利（1996）等学者采取的民族志方法的研究中，霍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于经验层面得到了检验和完善。这三种解码立场分别包括：

    主导-霸权（preferred reading/dominate reading/hegemonic reading）立场，也就是受众采取与编码者（传播者）的“专业编码”完全相同的诠释架构，以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实际相同含义的交流。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完全明晰的传播”。这一解码立场源于葛兰西“霸权理论”（又译“宰制理论”），表明受众运作于占支配地位的符码之中，进而就运作于主导意识形态之中。

    协商式（negotiated or corporate）立场，霍尔认为编码-解码的过程中存在着包容与控制的双向运作，是相容与对抗的混合。受众既对编码所给予的意义保持相当程度的认同，同时又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层次上，保留自己的权力来使讯息中内涵的意义适合于自身的特定情况。换言之，对于编码的信息，受众持“部分同意，部分否定”（明铭，2002）的态度，观众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

    对抗式或抵制式（counter-hegemonic）立场，这一立场认为虽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主导媒体文本中处于优先解读地位，但并非说明所有的受众都会自动做出这种选择，解码人的社会状况会激励他们采用不同的姿态来对待同一媒体文本（邹赞，2008）。对抗式解读导致的是编码者的传播意图被颠覆。

   纵使学界对于以上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但它的提出无疑为媒介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遵循这一思路，媒介研究对受众的解读应该将其纳入到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之中来分析，这样才能对于传播中的权力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主流媒体权力话语及其挑战

    2014年2月9日，央视新闻频道以暗访的形式曝光了广东东莞的色情服务，随后当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值得关注的是，央视报道之后，集中在新浪微博的互联网舆论场却在短期内出现了一边倒的针对央视及其报道的不屑、嘲弄和抨击的声音。针对一次媒体的曝光新闻，却在微博上引来众多“非议”，这一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央视第一次遭遇这种“舆论逆流”了，近年来，央视多次对典型事件进行曝光，却都出现了这样的反弹，例如“达芬奇家居”事件、“房企偷税3.8万亿”、“薛蛮子嫖娼事件”、“星巴克暴利”等等。

    央视是我国主流媒体的代表。本研究采取孙永兴（2013）的定义，认为主流媒体是指由国家拨款或者提供财政支持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及附属于这些机构的网站等媒体。它们在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丰富群众生活、进行舆论监督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民众对于主流媒体传播的新闻信息进行对抗性解读的情形日益普遍。

    作为国家级媒体的央视受到网民炮轰，从媒介权力的视角出发，网友的对抗性解读反映的是受众对于传播的支配媒介模式的不满。麦奎尔（McQuail, 2010）认为，在支配媒介模式中，媒介组织似乎是被少数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拥有或控制，它们传播由统治集团决定的关于世界的有限、一致的观点，受众被迫要接受所提供的对世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里，媒介权力无疑于无形之中对受众施加了压力。根据西方研究，媒介权力这一术语可以被理解为：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具有事件得以发生和影响事件怎样发生，界定问题以及对问题提供解释与论述，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种种能力（王怡红，1997）。

    在我国，媒体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一直未能建构起明晰的结构关系。童兵（2002）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来，关于新闻事业性质有了新的表述，较有代表性的是“喉舌论”。虽然1987年我党首次提出的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新功能突破了“喉舌论”的理念下的媒介权力与党（政治）权力的单一的从属性结构模式（程金福，2010），但是在当代中国，“党管媒体”的总体性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因此，在中国新媒体用户的传统认知中已存在着这样的先入之见，即像央视这样的具有党政官方背景的的主流媒体，通过控制话语的权力，强制地在受众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入。

网络舆论的抗争性

    在交互性大大增强的互联网信息平台，曾经在传受关系中处于相较被动一方的“受众”，已经转而变为主动处理信息的“用户”。他们对于支配传播模式的抵触情绪直接体现在对主流媒体的权力话语的回应与反馈之中。如前文所述，在微博空间里，基于分散的网民自由创建微博内容这一特征，微博传播行为的发生是主体主动行使的行为结果，其传播活动是在不同的微博主主体之间进行。作为社会化个人的微博用户对于来自主流媒体账号发布的信息，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迅速而鲜明地予以解码，作出个性化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反过来又形成了一种基于社交网络的网络舆论。

    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普通公民拥有更加丰富的言论表达渠道，而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使民间的声音开始在公共空间中得以表达，许多群体性事件甚至是因为新媒体的介入，才在短时间内造成了巨大影响，新媒体成为了网络舆论的集散地（樊攀，盖博铭，2013）。毫无疑问，网络舆论与传统新闻舆论具有相似的属性和作用，它们都是我们社会的皮肤，然而网络传播的迅捷性、交互性、匿名性和弱把关特性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吸引公众视线（林凌，2011）。

    网络舆论通常具有感性化、情绪化、简单化的特点，并且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色彩。非理性的网络舆论有可能凸显或放大某些社会矛盾，使局部问题变成全局问题，把—般问题变成社会政治问题，把地区性问题变成全国性甚至国际性问题（姜胜洪，2013）。出于这种放大作用，网络舆论常常呈现出一种网民话语的抗争性，这种抗争，既是对现实社会问题反映在互联网民意中的不满的表达，也可能是对于具有压制性的各种社会权力的一种抗议。而当接受媒介讯息的受众，感到来自主流媒体的权力制约时，他们希望通过舆论形成一股合力，对媒介权力起到钳制的效果。换言之，受众的个人话语对主流媒体的权力话语的主导和垄断地位发起挑战有了更灵活的空间。

微博文本分析

    针对微博用户对央视的报道“群起而攻之”的网络舆情现象，本研究采取了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符号学和语义学的角度，对网络微博文本进行分析，进而揭露其背后的涵义。本文主要建立在霍尔的编码和解码模式的基础之上。前人对这一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经典方法主要为访谈。而在本研究中采用文本分析，是因为笔者认为，当分散的微博用户（微博主）围绕某一事件或某一信息（简称话题）创制微博文本时，则可将微博主的原创微博视为对该话题的解码，这与借助访谈了解受众的解码方式具有相似的效应。这也是在数字媒体时代，了解受众解码方式的新的途径与可能。此外，由于本事件及所涉媒体的特殊性，本研究并不会孤立地仅从编码解码模式出发加以分析，同样会尝试从媒介权力的视角，对文本的符码意涵做出补充性的解读。

    在国内目前最大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中，笔者首先通过微指数应用，以“央视东莞”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选择“央视东莞”而非“东莞扫黄”为关键词，是因为本研究所研究的事件对象并不是东莞遭曝光后进行大规模扫黄行动，而是聚焦央视报道该新闻后所引起的反响），确定了该词的热度值在2014年2月9日至2014年2月12日左右处于较高峰（如下图），随后，笔者在新浪微博的微博搜索引擎中，以“央视东莞”为关键字搜索微博，且将微博发布时间限定在2014年2月9日至2月12日之内，在所得结果中，随机抽取了121条微博作为本研究的研究样本。

    总体而言，新浪微博上关于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这一新闻的讨论与评论涵盖以下集中的观点：

     1.“声援”东莞

     在这次新闻被曝光中之初，众多网友非但不对东莞的色情业作负面评价，反倒以玩笑式的口吻，对正中枪口上的东莞发出声援，这种声音在本事件发生的短期之内成为了微博上最为集中且最引人瞩目的言论。诸如：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这怎么像发生了大地震似的[汗] //@作业本：平安东莞！！！天佑东莞！！！东莞挺住！！！东莞不哭！！！

    @浚一舟：莞式服务，中国性服务行业标竿。唯一中国能比肩世界的行业，必须挺！

    2.质疑央视的报道行为

     在声援东莞的同时，亦有大量网友对于央视的报道行为作出了质疑。首先诸多网友对于议题的选择提出了异议，认为扫黄根本就不是央视该优先做的事。如：

    @奔跑吧L冠振：#东莞扫黄#媒体人秦子嘉在文章中写道：央视记者挟央视之威、挟媒体所谓的监督权利，去暗访这类业，本身就已经犯了只见芝麻、不见西瓜的错误。中国比这类事情重要得多的新闻，他们敢暗访楼堂馆所吗？他们敢暗访黑砖窑吗？他们敢暗访血汗工厂吗？不敢。有时候是真不敢，有时候是真下不了那份苦力。

     @秦子嘉：为什么中国记者喜欢举报小姐？央视暗访东莞无任何新闻价值，这是拿弱势群体开刀。做这种惠而不费的新闻的记者，骨子里全是怯懦与猥琐。真正的新闻没有勇气去报道，不敢面对自己的犬儒和行尸走肉，眼睛始终盯着下三路，一本正经、义正辞严地装合法良民。

    其次，大量网友也对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这一新闻本身，从业务的角度剖析，对其报道的专业问题、导向问题以及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诸如：

    @表哥leou：打着业界良心旗号，戴着隐蔽器材拍完全套，镜头剪辑的像做广告，办完事还喊口号。

    @ 五岳散人: 做小姐的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我哪怕要曝光此事，也只会找背后的原因，不会用猎奇的手法拍下她们跳艳舞的镜头哗众取宠。一个掌控着巨大媒体资源的机构，它的使命绝对不该是如此做新闻。在你们拍下她们的艳舞之时，难道不明白这是让自己的职业蒙羞、跳了一场精神上的脱衣舞么？

    @识梨真浩：“东莞扫黄 ”央视道德底线：只许周官玩卿，不准百姓鸣凤。

    @南岳老道：东莞是个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工厂！性都只是世界工厂的附生产物！性产业繁荣来自世界工厂的旺盛需求！切勿被央视误导，颠倒了主次关系！

    3.讽喻央视的身份

    在对报道进行质疑的同时，还有不少网友干脆把矛头直指央视自身，讽刺其在新闻传播业内所扮演的角色。如：

    @袁裕来律师:有评论称，央视曝光东莞色情行业是“同行相轻，相煎何急”。真恶毒[哈哈]

    @记者刘向南: 一个披着华美外衣的政治娼妓居然去揭露卖淫嫖娼，是公众对此事反感的深层原因。东莞不哭！[哈哈]

    @宋洋美术：一群吃出卖灵魂的人看不起出卖身体的人——东莞神评论#东莞#

   4.调侃本次事件、大量段子涌现

   在本次事件的舆论场中，诸多网友以旁观者的视角，通过改写、编纂段子的形式，调侃了事件的始末及相应的舆论风波。这些段子大多含有“指代”、“含沙射影”的意味。

    @金中源：2013年全国小朋友最关注的问题：爸爸去哪儿啦？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央视的大力配合下，终于在2014年初找到了答案——东莞。

    @煌興陳--帝皇：啥叫营销手段？让东莞告诉你！==?正月初十扫黄，大部分妹子都还没回来上班，这显示了东莞市政府的政治智慧和营销创意！既出政绩又不影响GDP，还利用央视做免费广告。不久，不知多少土豪会慕名而来，生意只会更好！本次东莞扫黄案例，应该入选市场营销教科书！！

    @猫咪小兜兜：央视采访一农民工：问你对这次央视扫黄东莞怎么看，农民工吸了一口烟，含泪答道：“俺还没去过三峡，三峡就给淹了，终身遗憾啊！俺还没去过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就给烧了，后悔莫及啊！俺正准备去东莞，谁知 ? 唉！……所以，人生必须有几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X硬-FILE：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不配去爱，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桑拿，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桑拿注定是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我是东莞，央视为我代言。

    5.分析新闻议题（色情业）的争议

    然而，在五花八门、此起彼伏的“声援”或“声讨”之外，也有部分网友抛开对于新闻报道的可取性以及报道来源央视的身份的探讨，聚焦于报道所涉议题本身，及围绕中国色情业的问题进行发言和讨论。如：

    @杂乱无章大叔：舆论的眼光是“毒辣的”，在惊叹于东莞色情服务业“繁荣景象”过后，人们质疑的焦点和真正的要害在于彻查其背后有无“保护伞”。自央视曝光以来，当地的执法动作不可谓不迅猛。也正是这样的反差，反倒让人感到不安。如果没有央视怎么办？缺乏媒体的倒逼式监督，执法就没有动力了吗？

    @ 蓝鲸财经记者：私募已经在挖掘东莞事件概念股了，利好从事网络视频聊天业务的朗玛信息，利空人福药业。受CCTV报道东莞事件影响，东莞本地股短期将会受到严重冲击。1、东莞控股，受广州方向车流劲减影响最大。2、锦龙股份，因桑拿场短期被关闭用水大减，因严打客户回乡影响旗下东莞证券将面临较多客户流失。3、粤宏远A，旗下酒店有可能被查封。

    @邱维明：为什么东莞政府如此淡定的回复？黄色产业是东莞的支柱产业和品牌形象，多年的苦心经营才有今日的莞式服务ISO标准。嫖娼虽然不光明磊落，但社会危害性不大。比起房价问题来说对中国广大老百姓来说影响不大。政府腐败问题和东莞这个产业倒有千丝万缕关系。

舆情特点及话语的对抗性解读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本研究中分析的事件是一次典型的而又特殊的网络舆情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既可以看到主流媒体报道在微博空间的传播特点，又可以体察到微博用户对于线上主流媒体及其报道的抗争性，且其对抗性解码的潜在动因或许与以往基于电视语境的解码模式有所不同。

    1. 外围信息纷杂、核心话语缺失

    上述分析中已发现，在本事件的舆论场中，网友真正以央视报道的核心议题展开讨论的数量，远不及网友炮轰报道外在因素的外围信息的数量之多。

    在新媒体语境下，传统的受众实现的身份的转换，它们不再是被动地、机械地输入传统媒介所呈现的信息，而是把视线也投射在报道的外围要素上来评判报道的合理性。事实上，新闻报道也不可能孤立作为唯一的信息产品传递给受众，人们很少接触纯信息本身，而多以“打包”的形式接受和处理包括信息内容、表达形式、传递渠道、解读语境等全部信息要素的综合体（周树华，闫岩，2012）。而在社交媒体平台，随着主流媒体与普通用户之间的互动与沟通的方式和渠道的增多，用户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对于信息的发布者较之以往有了更立体和更感性的认识。在评判新闻报道的时候便难免带入个人的先入之见，对媒介信息进行解码和解读。

    因此，在新媒体语境下，传统受众的解码重心似乎发生了偏移。这使得网络舆情的离散性变得更强。夏雨禾（2011）认为，突发事件背景下微博舆论场大致可以被描述为“对抗性、充满噪音的情绪空间”，在本研究的舆情事件中，具有离散性质的“噪音”也充斥着微博空间。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匿名性原本就使得研究人员无从了解微博用户所要表达的确切意义，这或许为网络媒介信息的解码模式提供了新的探索语境。

    2.以隐喻进行的娱乐与对抗

    核心话语的缺失的直接结果是理性探讨的减少和情感宣泄的增多。在上文所列举的众多情绪充沛的话语表达中，已经清晰地呈现了微博用户在回应报道时的对抗性和娱乐化的成分。

    讽喻和戏谑是本次事件中微博用户异见的表达最显著的话语特点。在诸多网络事件中，情感的宣泄实质上实现的是一种情感动员。情感动员是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中的重要动员方式，杨国斌曾探讨了网络事件的情感动员机制，他认为“在目前中国大陆的网络事件中，最能够激发网民参与抗争的情感是愤怒、同情和戏谑”（杨国斌，2009）。而笔者认为，在本次事件中，网友调侃、讽刺、段子迭出更有本事件特殊的背景。

    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色情业在中国还属于“不可讨论”的问题，然而色情业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是无法排除的复杂角色。以晦涩的方式讨论这一敏感的话题，是由议题性质本身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在言论不自由情况下，以隐喻方式进行的观点的对抗符合网友发言的自然逻辑，此外，微博用户以段子吐槽，亦不失有起哄之嫌，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对情色话题借机娱乐一把。

    3.对抗的本质及动因

    若以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审视本次舆情事件，对抗性解码无疑是可供选择的思路。面对给定的信息，微博用户没有顺应原初的舆论导向，反将暗访报道的始作俑者央视推上风口浪尖，微博用户的个人解读充满了对于编码信息的对抗。

    然而，仅以霍尔的对抗性解码理论来解释本事件的抵制性话语还稍显不足。对抗性解码强调的是，寻求受众的另类解读与其他文化因素（阶级、社会经济或教育地位）之间的关联性。而在本事件中，央视此次暗访东莞报道引来非议，招致的是网友几乎“一面倒”的讽刺揶揄，很难从其他的文化因素上找到与话语对抗性直接吻合的解释因素。而事实上，本次事件中更多地或许体现的是一种纯粹的抗争性话语，本质上是社会对抗与分裂的反映。基于Tilly, McAdam和Tarrow（2001）的“抗争政治理论”，线上的网络抗争的实质为话语的抗争。

    在回应央视的报道时，微博用户通过讽喻话语，不仅是抒发官场性乱象的传闻所引发的民怨，同时也是对媒介权力的不公进行抗争。如前文所述，央视义正严辞的扫黄镜头被当成体制的象征，蹲地抱头掩面的失足少女被想像成了被压迫被欺凌的底层。从媒介权力的层面来看，这种对抗的隐喻，体现的是舆论对央视这种权力话语符号的惯性不满。

结语

    大众媒介与舆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之一是反映并代表舆论，在舆论的呈现方面，媒体是舆论自下而上的表达渠道，是公众论坛，是舆论载体。而当我们称媒体为“拟态公众”时，是因为认为它可以代表舆论，可以称之为公众的代言人。媒体还可以引发舆论：通过设置议题来影响公众对外界的感知，议题往往是舆论形成的源头。

    然而，在本次事件中，我们清晰地看到，针对网络舆论，媒体非但不能代表前者，反而一不小心会“因言获罪”，招致非议，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这种媒体与舆论之间的关系的微妙变化，是当今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在我国，新闻媒体，特别是以央视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长期占据了对价值判断的“终审”位置。然而，近年来，公众逐渐发现，不少媒体其实也是受自身利益或利益集团驱使的。2013年的几起典型事件，如《京华时报》与农夫山泉互诉侵权，《新快报》记者受人指使连批中联重科，等等，这些事件难免使公众产生主流媒体也可以为某些特殊利益服务的印象。而微博的出现逐渐提供了一个民间与官方话语的反馈与沟通渠道，微博空间中公众对社会议题的讨论范围在广度与深度上亦有所拓展在此次事件中，因此，在央视报道东莞色情业引众议这一舆情事件中，网友的众多“声讨”，不仅出于自身对于网络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同样也是出于一种对具有官方色彩的权力话语的质疑，甚至逆反。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之间的博弈，其潜藏的抗争性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对具有官方色彩的权力话语的挑战与质疑。在当今中国，这种一面是大义凛然地揭黑曝光、一面是反讽吐槽“喝倒彩”的怪状，或许将在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以及利益冲突、矛盾突显的社会转型期持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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