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报如何普及法治观念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很快，农村大众报就筹划相关报道，以自己的视线，从农村视角关注农村法治，并提出了“依法治村”的概念和思考。

怎样报道才能引起读者兴趣和关注？在准备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初步设想先查找一些资料，并联系相关部门，对“依法治村”先有一个面上的把握，然后下乡，从县乡司法部门入手找故事，顺藤摸瓜进村进行法治调查。

很快困局出现了，是关于采访对象的。一通电话打下来忽然发现，从理论角度谈法治建设或谈城市法治建设的相关专家学者一大把，但对于基层法治，对其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寥寥无几。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资料也少得可怜，更别提统计数据了，有的甚至把上门采访的记者当成了采访对象，从记者口中了解基层法治建设的情况。

法治建设，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法治建设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分治治理结构长期施行，法治建设的重点在城市，农村法治建设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终导致农村法治建设、基层法治研究严重落后于城市。

采访中，有多位农民表示，“动了官司就是几代的仇”“打官司是丢人的事”，宁愿选择忍气吞声，轻易不进法院。这固然与传统的贱讼思想有关，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算盘：打官司首先需要很大的费用；其次，花费的时间太长，与其打官司还不如把时间花在赚钱上。

采访过程中，为更好地了解农民对“依法治国”的认识程度，当前农村社会法律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我们设计了乡村法治调查问卷，随机调查上百人。调查结果显示，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39%的受访者选择私了，52%的选择向村干部或政府求助，仅有9%的受访者选择到法院起诉。

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农民不信仰法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调查显示，56.3%的受访者表示，当地镇村干部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更多依靠地方政策文件和上级指示，而不是依靠法律法规。有48.7%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执法透明度不高，打官司要找关系，还有26.8%的受访者认为打官司就是看谁的关系硬、谁的钱更多。

由此可见，农村是法治建设的短板，也是法治建设的重点。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有9亿人生活在农村。可以说，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

抓住了农村，也就抓住了依法治国战略的主要环节。换句话说，法治中国建设再次起跑，农村不能再次被落下。

从现实切入，描述山东法治建设的乡村样本

面对现实情况，我们重新调整了采访思路。新闻事实发生在山东6000多个村子里，我们要采访的对象也在那里。我们需要进村，听农民讲述与法律有关的事情。

惠民县姜楼镇孟家村村民张祥(化名)家中老人去世，村集体想把老人的承包地抽回，分给村内新添人口。张祥不服，直接把村集体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张祥胜诉。

家住莱阳市高格庄镇大薛村年近70岁的梁孔强老人和二儿子因为养老的事闹到了法院。

……

一个个鲜活的事例，给农民依法维权提供了参照和榜样。

为让更大范围的农民兄弟在更深层面上掌握“依法治国”的会议精神，尤其是与其生产生活能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把“依法治村”的传播重点放在报道农民关心的土地、婚姻、赡养、经济纠纷、村规民约等身边事上，以他们身边的案例切入，报道围绕一个个主题展开，解决一个个农民应该关心或者正在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面上的政策解读、消息发布上，这对帮助农民提高对改革举措的认知性、避免其因信息传播不到位而导致“概念模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采访对象上，为增加报道的代表性，我们选择了潍坊、济南、滨州、菏泽、烟台等多地市的村庄，把其作为“依法治村”的新闻观察点，通过记者的观察，“解剖麻雀”，呈现山东普通百姓对“依法治村”的理解、追求和困惑。如我们还设计了调查问卷，直接下村“扫街”，与村民拉家常，边采访边进行问卷调查。同时，从多地十余家律师事务所入手，挖掘出大量的典型案例，丰富了报道内容，使“依法治村”报道更具深度和厚度。

接地气，站在农民那一边讲故事

10多年前，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的两名村民承包了3亩地一起搞养殖，土地的承包期为20年，土地均分后两家使用。由于承包地是其中一名村民村里的，承包合同上就只签了他一个人的名字。几年之后，两人都想扩大养殖规模，但适合承包的地块越来越难找，两人就打起了对方土地的主意。2012年，法院判决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的村民胜诉，另一名村民虽然对判决不服，但也没办法。

这是“依法治村”系列报道中的一个事例。在采写这组报道时，记者没有像有的媒体那样，请专家从宏观、理论层面进行高端解读，因为那些抽象拗口的术语、深奥难懂的理论，容易把文化水平偏低的农民朋友带到云里雾里，对党的会议精神不但起不到传播宣传的作用，反而可能让农民敬而远之。

在写这组报道时，记者采用“讲故事写新闻”的方式，选择那些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人——农民，由他们的身边人做主角，他们会更好地理解这组报道。

几乎每一篇稿件都是由一个鲜活的农民的亲身经历引入，故事来自乡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农民朋友来说，他们在报道中能看到与自己生活环境相似的情景、与自身生活境遇相近的情形、与自我追求目标相同的情感等，这是最为关键的感受。在感性的故事中他们可以找到“自我”，在关键问题上可以找到“共鸣”，在细节中实现“共情”，最终让“依法治村”入脑入心。

“新闻故事”不仅好听还要有用。报道中，我们选用了大量的案例，并请法律工作者进行了点评。报道中，记者大多用较大篇幅具体描述案例，有地点、有人物、有事件、有当事人的叙述和说明，这些都是典型案例的细节。细节描述看似具体微观，但对农民而言最有效果，比一开始就讲大道理、大概念能让农民更容易进入新闻报道的情境中。

报道刊发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有多位农民打电话找到记者，讲述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纠纷，反映当地“依法治村”中的问题。虽然许多事情记者无法、无力帮助解决，但至少这组报道如一块扔进平静湖水的石头，荡起了层层涟漪，引起了农民的关注。

依法治国，最该先唤醒的应是农民的法律意识，依法治国应先从“依法治村”开始。期盼这一轮法治建设，农民不会被再一次“忽视”。

（曹君仁：农村大众报副总编辑；郭杰：农村大众报记者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