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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办报的核心理念

王一丽

2015年05月06日15:20    来源:今传媒    手机看新闻

摘 要:新记《大公报》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美名,张季鸾在《大公报》此段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成就了新记《大公报》。本文通过具体事件探讨了张季鸾办报核心理念的缘起、体现和意义,以期对我国的优良传统进行颂扬,并对现代办报人有所启迪。

关键词: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文人论证;“四不”方针

美国著名的新闻学者韦尔伯斯·施拉姆曾提出四种报刊理论: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共产主义理论。

在中国,张季鸾先生把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论”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作为办报的核心理念,运用到办报实践中,使得新记《大公报》不仅成为当时中国报纸的翘楚,而且在1941年5月5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的荣誉。当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的报刊“社会责任论”是不尽相同的。

一、张季鸾办报理念溯源

张季鸾先生,名炽章、字季鸾,祖籍陕西榆林。张先生出生于一个传统读书人家庭。父亲早逝,生活甚是艰难,但先生的母亲坚持让张先生读圣贤之书。当时榆绥道道台刘兆璜十分赏识张先生的才华,亲自教读。1902年,又将其送至“烟霞草堂”,从此张季鸾先生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接受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这些学习经历构建了张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社会责任论的思想根源。

1905年,17岁的张季鸾得到了官费留学日本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机会,从此他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日益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同情和支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1908年,张先生与陕西同乡创办了《夏声》杂志,并开始为上海《民吁日报》撰写文章,这是先生新闻事业的开始。

20世纪初叶,欧美先进国家,正是独立报业与文人论政的黄金时代。如伦敦《泰晤士报》的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与《每日电讯报》的彭翰勋爵(Lord Burnham);纽约《世界报》的普利兹(Joseph. Pulitzer)与《纽约时报》的奥克斯(Adolph S. Ochs);以及如日本东京《国民新闻》的德富苏峰,与《万朝报》的黑岩泪香等[1]。留学期间的张季鸾受此大气候的影响,对自由言论、独立办报的理念非常认同和向往。张先生曾说:“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2]”这是张先生对报纸“言论自由”的向往,也是其一生竭尽全力追求的最核心最基础之办报的理念。

张季鸾早期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平等、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报纸从业经历也让他认识到独立报业的重要性,而传统士子忧国忧民,匡扶天下、为民请命、文人论政的思想也是深入骨髓的。因此张季鸾主张新闻自由,同时也身体力行的主张报刊应该匡导天下,对社会负责。

二、早期报纸从业经历

1911年,张先生回国任《民立报》的编辑。1913年,与曹成甫在北京创办《民立报》。1916年,先生又和康心如返回北京接办《中华新报》,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同时成为上海《新闻报》驻北京通讯记者。

期间,因揭露了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内幕而入狱,后被逐出北京。因揭露段祺瑞和日本签订《满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以胶济铁路为抵押秘密向日本借款的消息,张先生再次入狱。

孱弱的张先生一直都是言论界的“勇士”,追求着少时之志。但是早期报纸经历中有太多的坎坷和教训,此时的他反思和总结了自己的报纸经历:虽然张季鸾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一直效力的是革命派的报纸,作为政党报纸,其言论大多还是要受约束的,而言论自由是张季鸾先生内心深处一直追求的目标。在不同党派报纸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报纸出现互相攻讦,谩骂等格调不高、低级趣味的言论,这与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清高自好的特质相悖;而且政党报纸常常因为种种问题比如经费不足、经营不善、党派之争、权力之争等而停刊,这些都不能与张季鸾的办报理念或者说是理想契合。

相比之下,张季鸾更加肯定商业报《新闻报》所拥有的言论自由。张季鸾在1924年给《新闻报》30年祝词中曾高度称赞道:《新闻报》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不加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2]”

三、张季鸾办报核心理念的体现——“四不”方针

1926年,张季鸾与留日同学吴鼎昌、胡政之合作,在天津创办新记《大公报》,张季鸾主持笔政,开始其报业生涯的巅峰期,同时也是实现自己职业和人生理想的黄金期。

《大公报》制定了被后人称颂的“四不”方针,高度融合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的要义,这其实是早于西方国家而提出的社会责任论,而且西方国家的“社会责任论”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盛行于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通过种种方式对报业进行控制,其“社会责任论”从新闻理论上论证并主张新闻对国家负责,国家干预新闻传播的合理性。而张季鸾心中的社会责任思想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责任论是不同的,而且较之更加的纯粹和可敬。他的报业理想和实践都凝聚在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四不”办报方针里。

他以超党派自居,其脍炙人口的“三骂”社评中,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或许是为了收买人心,或许是真当张季鸾为知己,以“国士”礼遇张季鸾。张季鸾曾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就是报恩主义。[2]”这些似乎影响到了大家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判断,很多学者认为张季鸾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后,报恩思想使其办报实践便偏离了“不党”原则。作者认为,我们判断和评价一个人,必须要从当时社会背景、此人的生活、教育背景以及其立场、人生观全面观之。我们不能苛刻的用超阶级的眼光来看待张季鸾先生,他毕竟也属于当时社会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府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他的言论不可避免的受其价值观的影响,这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必过于苛责。作者认为张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恪守“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这个原则作文的。《大公报》对“七君子事件”、范长江对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道,还有关于共产党和延安的其他报道,都没有囿于所谓与蒋介石的私交甚好这个事实的束缚,反而让蒋介石很难堪。很多报纸将共产党称为“共匪”的时候,《大公报》却一直客观中立的以“共军”称之,当然《大公报》在有些问题上也攻击过共产党,这反而是此报中立客观更好的证明。

有学者在谈西安事变后的张季鸾时,认为张季鸾在此后就将“不党”的方针忘记了,言论开始亲蒋党。作者不能赞同此观点,作者认为,张季鸾当时未能洞见共产党的潜力和其历史功勋,他当时只是认为蒋介石本人虽然有诸多弱点和问题,但他却是当时最合适的领导之才。虽然他的判断被后来的历史否定了,但作者认为,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考证,张季鸾言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爱国、报国、匡扶天下、忧国忧民的士子情结,并非刻意的亲蒋党远彼党。

张季鸾先生时时忧国忧民,九·一八事变前,先生便已料定日本有侵华的匪念,因此通过《大公报》发表系列言论陈述之。事变发生后,国人同仇敌忾,“同日寇决一死战”的呼声响遍四野,很多报纸言论也主张开战,但是《大公报》没有附和,这一度引起人们的诟病。事变发生后,张季鸾同吴鼎昌、胡政之商量,决定报纸今后更应慎重的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负责:日本经济实力远远超出中国,贸然开战,非但难赢战争,反而可能付出的代价更大,全国人民此时更需冷静、发愤图强,并宣布两项决策:一曰明耻,让同人整理收集甲午以后日本侵华的种种行为,让国人了解历史上中华在日本方面所受的耻辱;二曰教战,《大公报》请到著名军事学家主编“军事周刊”,向民众普及军事常识。这是对“不盲”方针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是关于匡导天下,负社会之责方面我们需要仰视的一个高度。

1941年5月,日寇进犯中条山国民党军队,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到处散播共产党坐观战争、背蒋投汪、与日军从未交火等等谣言。最后日军以1:20的极小代价占领了中条山一带。国民党为转移视线,也散布“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的谣言,想把战争失败嫁祸于共产党。当时蒋介石还想利用私人关系,让《大公报》能够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发表系列言论。但张季鸾嘱咐时任《大公报》重庆分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一篇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引述了谣言,并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各界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周恩来看到社论后,立即疾书长信给张季鸾和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驳斥谣言,历陈八路军的业绩和团结抗日的诚意,并恳请他们将此信发表出去。张季鸾顶住压力,全文刊登周恩来的长信。这都是张季鸾对“不党”方针的恪守,就是因为其太难才显得弥足可贵。

四、张季鸾办报理念的启迪

新闻学者方汉奇先生认为:所谓“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摒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味和质量。这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3]。

作者认为,张季鸾先生的新闻思想最终可以归结于:追求言论自由和重视社会效益、对社会负责、言论报国。《大公报》著名的“四不”方针也都是基于此种理念。

作者期望当代公民里也能多多出现张季鸾先生一样的旗帜性人物,弘扬传统知识分子优良传统,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和民主起到推动性的作用。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1] 李瞻.世界新闻史[M].台北:三民书局,1989.

[2] 张季鸾.季鸾文存,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M].上海:大公报馆,1923.

[3]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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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汪倩(实习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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