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天一直“埋”在排片表中的王佳彦。种楠 摄
这些天,每天早上8时,位于康定路艺海大厦21楼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各个部门便开始忙碌起来。半个月之后,上海国际电影节就将拉开大幕,近400部影片,1200场放映,这是国际A类电影节中少有的放映量。本报记者连日走访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试图了解这些散布于全球各地的电影拷贝,是如何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并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拷 贝 “老法师”也癫狂
“老法师”严琦的电脑上,有一张长得几乎拉不到底的表格,表格上五颜六色。绿色的,表示拷贝确认无误,已到上海;蓝色则表示在途;红色是严琦最不愿看到的颜色,表示拷贝损坏,需寄回片方重寄。这意味着要再次联系片方,电话邮件跟踪,确认对方发出,然后再清关、提货。按一般流程,拷贝的报关和报检要3天时间,但在上影节期间,这些流程被压缩到一天。严琦说,自己在电影节期间常会陷入“癫狂”状态,因为不知道哪部拷贝又会因为哪种原因出错。
今年,离开幕还有两周时间,展映影片的拷贝邀请尚未全部发出。但总体来看,要比去年顺利不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失联的拷贝。严琦透露说,按以往经验,越接近开幕,越会有紧急状况发生。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法国电影大师阿伦·雷乃的7部影片拷贝就曾遇上麻烦。当时这7部拷贝是通过外交邮袋的方式来到上海的,在海关是免检的。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拷贝被扣在海关,“拿不出来了”。按照排片表,《纵情一曲》在电影节开幕首日即有一场放映,时间紧迫。严琦紧急联系片方并做了后备方案,找到了正在展映雷乃影片的台北光点影院。最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部雷乃经典之作成为了“救命稻草”。
在严琦看来,和片方沟通所产生的误会、差错在所难免,他们会尝试采取各种办法去解决。例如今年有部影片叫《NOW WE'RE ALIVE(我们活着)》,片方的封装格式和电影节的要求一致,盘也看不出物理损坏,但就是放不出来。“跟片方交涉了许久,他们一开始不同意重新寄,后来总算同意再做一个拷贝,但要求我们先得把那个坏的盘寄回去。”每一个新情况都会让人措手不及。“很多热门影片往往是在最后一刻才拿到拷贝,很像好莱坞大片的最后桥段。”严琦说。
排 片 千余个“乒乓球”
想象一下,你面前有1200个乒乓球,1200个坑,每个球都有自己的颜色、编号、大小,你要按规律把它们一个个放进坑里——这绝对是门技术活儿!这些“球”,如今就捏在上影节排片负责人王佳彦的手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佳彦就开始负责电影节的排片工作。在电影节的9天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不到10平方米的办公室,通过电脑排片系统,协调各种突发问题。
今年电影节的展映影院,将在去年35家的基础上扩大到45家,涵盖全市17个区县,展映场次预计超过1200场。老王说,今年电影节主题单元多、优秀影片多、长片多,这给他的排片增加了难度。《星球大战》主题单元,只有6部影片,但王佳彦已排了4稿。“片方要求比较多,如某部影片要求在指定影院放映,如是否允许三片连放,我要根据这些重新安排放映时间和场次。”
“对我来说,排片是一门艺术,费脑子。”老王说,排片前首先得看片,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哪些是金爵奖入围影片,哪些要做大片首映式,哪些(如各国影展片)必须在指定时间放映;有暴力、血腥镜头影片的不能安排在白天,避免不了解内容的家长带小朋友去看;有卖点的影片可以放在大光明、上海影城一厅;较为文艺的影片在永华、UME等白领聚集地会卖得比较好。
老王坦言,自己从每年年初开始准备,从4月份开始着手安排电影场次。“有些片子说好要来,却临时变卦;有些片子原本答应放映5场,片方突然表示加场要钱。”他说,自己总是在半个月前就把片子排好,却要等到开幕前几天才把排片表放出去。“我要对观众负责,因为影迷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密 钥 花心思来掌控
密钥,即数字电影的钥匙,它可以控制这部影片在哪个影厅放映,放映多久,甚至使用哪台放映机放映。片方根据电影院的数字放映设备序列号和放映时间制作密钥,传输给上影节方面。只有当密钥与正确的时间和放映机匹配,电影才能正常放映。
2011年,上影节数字拷贝的影片不过40部,前年增加到100多部,去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60部,今年近400部展映片中,胶片拷贝不超过10部。激增的数字拷贝令密钥工作日趋繁重,上影节技术处的工作人员常处于超负荷状态。
顺利拿到拷贝并不意味着这部影片就能顺利登陆大银幕,DCP检测、密钥制作这些更为专业的工作仍然需要推进。电影节期间,技术部的工作人员数量在60个左右,一部分人两班倒,有些人两天两夜都没法合眼,这样的工作量要一直持续到电影节结束。由于数字拷贝的密钥很容易出问题,他们必须随时和片方保持沟通,并开通24小时热线,对影院进行技术支持。
王佳彦说,在电影节筹备和举行的一个多月里,近400场数字影片在45个厅间周转,他和他的同事们真是“步步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