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地震引各界探讨 NGO助力灾难报道新路径？

　　5月23日，参加尼泊尔地震报道的一些记者以及社会组织、教育界、政府部门的代表，围绕NGO（非政府组织）如何助力记者在灾难报道中进行独立采访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这场名为尼泊尔地震报道记者工作坊的活动由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主办，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协办。

　　近年来，NGO资助记者进行灾难新闻采访的模式开始兴起。NGO在灾难发生的特殊时期，部分替代了传统媒体的一些功能，给予前线记者支持。尼泊尔地震发生后，安平公关传播公益基金（以下简称“安平基金”）支持了来自《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7名记者到尼泊尔进行采访。

　　王秀宁是《南方都市报》的资深评论员。在此次尼泊尔地震中，他在基金会的支持下，负责前方协调工作，为各路记者提供通信、网络、住宿等服务。

　　一到尼泊尔，他便开始寻找无线信号较好的酒店，在尼泊尔移动通讯恢复的第一时间向当地服务商咨询了办卡事宜，并把信息在群里分享给记者。“通信顺畅对记者来说至关重要。”王秀宁说。

　　安平基金执行长何雪峰这样解释设置前方协调的目的：为记者提供更好的后勤服务，让记者把宝贵的时间花在自己更擅长的采访上。

　　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安平基金在后方建立了媒体大本营，王秀宁在尼泊尔同媒体记者、NGO代表、志愿者等群体开展了4场信息对接会。

　　但他仍感到明显的不足：由于安平基金临时决定启动资助记者去灾区采访的项目，时间紧迫，导致记者未能在震后48小时的黄金时间达到现场。面对当地的网络不畅，安平基金也无法实现媒体大本营与当地政府和国际救援平台的有效对接。

　　同样被资助的还有新京报首席摄影记者陈杰。在此次尼泊尔地震的采访中，他也遇到了信息不畅的困境。

　　他建议，建立突发事件记者名录，选入有经验的出色记者；建立突发事件报道基本原则，帮助记者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采用更灵活的机动措施，允许派出记者自行选择最快捷的方式抵达报道现场。

　　陈杰还对安平前线指挥部的构成提出了建议。他认为，除了安平基金负责人、记者、安平基金前后方组织协调人员、救援机构NGO等，还应在团队中加入相关领域的专家，使记者的报道更加专业。

　　南方都市报记者刘洋认为，媒体大本营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如根据不同媒体的性质进行分工安排。

　　何雪峰表示，安平基金正在考虑配备卫星、发电装备等设施，保障网络不畅时记者顺利发稿，也将加强与当地官方的对接，完善信息。在安平基金接下来的东南亚项目里，还将采用“记者+学者”的模式。

　　但他同时表示，媒体大本营不便干涉记者的采访自由，因此不能代替媒体编辑部的职能，其更多的只是为记者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周如南博士指出，NGO支持记者独立采访其实是新闻生产多元模式的一种，即慈善基金会支持模式。

　　周如南介绍了目前世界上多个新闻众筹平台。新闻众筹平台通过众筹资金的方式，为记者采访提供资金支持。NGO、基金会资助记者的方式主要有收购报纸、成本覆盖（报道前资助）、事后奖金、打造平台。此次安平基金资助记者前往尼泊尔报道采用的便是成本覆盖的方式。

　　有过独立记者经验的搜狐评论主编宁彪学提出了一些目前NGO支持记者独立采访存在的困境：NGO、基金会对记者后期支持指导较少，短期项目多、长期项目少，双方需求不同导致满意度不高等。

　　在场的不少NGO负责人表示，目前NGO的项目周期与新闻的生命周期并不匹配。NGO对一个地区的救助是持续的、长期的，而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关注是短期的。这表现在NGO的项目刚开始，媒体的报道已经结束了。

　　由于NGO自身传播能力不足，导致所运营项目缺少公众关注，一些NGO负责人对此感到苦闷。这在另一方面也强化了NGO支持深度报道记者的意愿。

　　壹基金防灾减灾部主任李健强呼吁，媒体扩大对灾害新闻关注的内涵和外延。“目前突发性灾害只占有大约5%的比例，媒体应加强对缓发性灾害的关注”。

　　当记者由NGO支持去采访时，如何理解NGO、记者、记者所供职媒体这三者的关系？

　　南方都市报首席编辑李建平表示，普通媒体往往无法对记者在一个话题进行长期支持，但NGO的基金会可以。相应地，NGO也有自己的诉求，而这个诉求有时会与记者的采访诉求产生矛盾。

　　李建平认为，目前一些NGO公关方面的需求，对于受众实则是无效信息。“NGO通常认为，自己为某地区作出的贡献被主流媒体报道了就是传播的成功，但这对受众往往是无效信息。”她认为，NGO应从长期的社会效应去考虑。

　　为了处理好灾害记者报道中最基本的问题，安平基金联合有经验的记者，拟讨论出《灾害报道记者采访伦理与规范手册》，此手册将被收纳进“安平包”内，6月发布。“安平包”为安平基金研发，为记者在灾害采访中提供最基本防护的便携采访包。

　　除此之外，安平基金将拟开设灾害报道记者培训营，甚至在未来打算将公民记者纳入媒体大本营。并试图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与独立记者的调查，发布《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报告》，以推动中国对外援助方式的改变。（李梓汐 王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