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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的“四不主义”与自由新闻观探析

李阳冉

2015年07月16日15:36    来源:今传媒    手机看新闻

摘 要:张季鸾作为“民国四大报人”之一,他苦心经营的新记《大公报》记录着万千民众的心声与一个时代的兴衰。本文从张季鸾早期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外和内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两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有机结合、西方自由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三点,希望对当代报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张季鸾;“四不主义”;自由新闻观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取“以文章立世”之义,中国新闻家,政论家。人如其名,后与成舍我、史量才、邵飘萍并称为“民国四大报人”。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时局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忠实地记录着中国每时每刻发生的大事要情,他苦心经营的《大公报》记录着万千民众和社会精英们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所作的积极思考和建议,他通过自己的文章为当政者提出中肯与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他身体力行地为民族的团结和新闻言论自由作着坚定的呼喊,他针砭时弊,“三骂”当局,酣畅淋漓。先声远去,其文尚存,季鸾先生的办报理念与新闻自由观也对当下报业的发展深具启示价值。

一、张季鸾早期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1926年,天津《大公报》正式由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合组创立的新记公司接办,张季鸾时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新闻评论。9月1日,《大公报》以全新姿态复刊。在《大公报》复刊第一天,张季鸾就先声夺人,他以“记者”署名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文章中郑重明确地指出《大公报》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被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

“不党”,即“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1]”纵观张季鸾的一生,从未加入任何党派。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有朋友劝询他加入同盟会,他态度坚定地说:“我只是一届文弱书生,曾立志要做新闻记者,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报效国家。我认为,做新闻记者最好不要加入任何党派。[2]”张季鸾经营的《大公报》面对各方军阀党派之间的斗争,不受任何一方势力的约束,始终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以国家利益为标尺,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发表负责的新闻评论,为记者争取了一定的言论自由空间。

“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亦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团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张季鸾认为只有让报纸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性,才能让言论获得独立自由,不与实际政治发生联系。

“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以报纸谋私利,不受私人所控,并竭力让报纸成为民众敢于发声,自由表达个人意见的工具。张季鸾曾认为,报纸应该是所有人的喉舌,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只要有冤屈都可以诉诸报纸,自由开放地表达意见。但同时自由不是绝对的,它的另一面是责任,没有责任观念的言论,不能够得以自由地传播。

“不盲”,即“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张季鸾认为“不盲”是办报的最高境界,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明辨是非,理智冷静是报人应有的态度。

“四不主义”的精髓即文人论政,不受约束。政治上不受任何党派掌控,经济上保持独立,思想上注重个性的独立自由,反对言论控制,这也是《大公报》取信于民的全部内涵。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中国报纸自此不再以纯粹的商业利益为经营目的,也不再一味地受政党约束,而是进入了独立报纸的更高层次,是中国报纸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二、张季鸾“外和内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

作为一名杰出的职业报人,张季鸾首先呼吁的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实现。这种观念既源于他早年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向往,也起因于他从日本回国后,曾目睹了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内广泛地传播以及在报纸上的广泛实践。为此,有人评价他是一位“外和内刚”的自由主义斗士。从新记《大公报》创办到抗日战争前,张季鸾在报纸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提倡并重视新闻自由的文章,如1928年9月1日,在《大公报》续刊两周年时,他发表感想:今后将以人民的立场,拥护并赞助政府建设国家;又先后发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论言论自由》等多篇社论。

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创办十三年后曾对自由主义报业理想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中国报人信仰的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张季鸾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归结起来主要为“公”、“诚”、“忠”、“勇”四个字,是西方新闻自由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结合。他始终怀着报恩思想,以准备失败的精神来保证言论的自由与独立。

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先生针对昔日好友曾发出由衷地敬佩,“他的道德文章、处世技术,一切都在我以上……季鸾为人,外和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3]”张季鸾先生为人谦和忠厚,尤其对待青年更是诱掖引导,惟恐不及;为文则尖锐锋利,曾发表了著名的“三骂”社评,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好为人上”、三骂蒋介石“人生观之谬误”,不偏不倚,以理服人。他的人格与报格令国人钦佩不已。

三、张季鸾的新闻自由观对当下报业发展的启示

(一)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

张季鸾不仅是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充满着济世情怀的“论证文人”,更是将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式”报恩思想、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有机统一起来的践行者。他在《归乡记》中曾深情地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全社会对我有恩,都应该报。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人民若常常这样想着,似乎易于避免堕落,这是我的思想。[4]”

在新时期,面对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报业面临着转型,受注意力经济的驱使,报纸的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浓。部分新闻从业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一味地迎合受众,有偿新闻、新闻欺诈等现象屡见不鲜,最终造成媒体公信力的消解,使得报业发展举步维艰。张季鸾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与自由主义新闻观启示我们,今天的报业转型若要步入正轨,职业报人则必须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站在公众的立场思考问题,勇于发声,为维护公众利益不懈努力,为新闻事业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的繁荣进步不懈奋斗。

(二)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有机结合

张季鸾的新闻专业主义体现在《大公报》的每一处,他将身心完全贡献给了《大公报》并通过报纸完全贡献给了社会和国家。于他而言,新闻不仅是他的职业,更是他的生命。同为《大公报》创始人的徐铸成曾回忆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版面。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用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他的敬业精神令同行后辈敬佩不已。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新闻传媒业也逐步实现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在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中,如何争取更多受众、扩大自身影响力成为新闻媒体的必然追求。而当新闻成为一种商品,就不免会出现过度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不仅会造成新闻本质弱化,还会对社会舆论产生负面的引导,对公众日常行为形成不良暗示,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张季鸾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早期报人以及当时报业发展情况的影响下有了新的突破。他对当时许多报刊经济上受人牵制,丧失报纸独立性这一现象深有体会,也对报纸的独立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主张报纸应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政治上不党,经济上独立,办报目的上不带有任何私图,只是作为公民自由表达言论,维护公共利益的喉舌。报纸作为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无论在何时,都应保持其独立性,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始终拥有独立的“报格”,将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取信于民。

(三)西方自由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

张季鸾早期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主张反对政府压制舆论,统制新闻,积极追求言论自由。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他的自由新闻观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着。这一时期,他倡导一切都应服务于抗战救国的大局,认为言论要服从国政,接受统制。由此可见,张季鸾的新闻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他的新闻思想以抗战为界限,由主张绝对的新闻自由转向相对自由,报纸的性质也从“独立的舆论机关”转向“国家的宣传机关”。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人人都是麦克风,新闻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报业也处于改革转型期,而如何攻坚克难,实现报业的顺利转型,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所要深思的问题。近年来,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标榜新闻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借着“维护人权”与“新闻自由”的名义一再干涉别国内政,但实质上,这种所谓的“自由”是虚伪的,是被财团、企业所控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必须受到一定法律规范和阶级立场的约束。因此,我国报业要健康发展,必须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新闻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新闻自由观,最终实现自由与纪律、自由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N].大公报,1926-09-01.

[2]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M].北京:三联书店,2009.

[3] 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榆林市委员会.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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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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