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因何未发酵“言论自由”观点

摘要：“苏报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言获罪的案件，同时也是一场由清政府有心掀起的闹剧。在这场闹剧中，以清政府为原告，苏报及其主事人为被告的司法案件在租界内上演。案件经过三个阶段的审理，终以章邹二人分别被处以三、两年监禁，年满逐出，苏报永远停刊而结束。联系历史，思考案件，发现：在整个“苏报案”的审理过程中，除了辩护上的技巧之外，竟然未发酵出言论自由的观点。深入挖掘，辩证思考过后，笔者试图提出了三大缘由：一、政治诉求筑起的“人工屏障”；二、司法制度裂变的“混乱截面”；三、列强介入催生的“利益链条”。

关键词：苏报案；言论自由；政治诉求；司法制度；列强介入

“苏报案”因其激烈的言辞、放荡的主张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华美的篇章，被称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个因言获罪的报案。正是因为《苏报》言论过激，冲撞了政府当局，才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上演了一幕《苏报》剧。也正是如此，《苏报》及其当事主角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谈资，真可谓“遐迩闻其事，妇孺识其名”。①

《苏报》，一家“经营性质的小报”，于1896年由胡璋在上海创办，后因经营不善，于1900年转让给陈范。自从《苏报》为爱国学社“赐金”，聘请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为其撰稿后，“苏报案”已然开始上演。其中章士钊任《苏报》主笔，其文辞、思想、主张激烈亢奋，在他的带领下，《苏报》成为了爱国学社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例如章太炎在相关文章中公然将光绪皇帝视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种种言行使得清廷当局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不久，清廷以其文章为罪状，控诉他们“故意污蔑今上，诋毁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②

随后两江总督魏光焘奉旨与上海领事团进行沟通协商，于1903年6月查封《苏报》馆，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捕。就这样，一场以清政府为原告，以《苏报》馆为被告的审判在租界法庭上演。审讯历经10个月，于1904年5月21日宣判程吉甫、陈仲彝、龙积之、钱宝仁当庭释放，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刑满逐出租界，苏报永远停刊。

从《苏报》性质及其宗旨的转变和随之上演的“苏报剧”中不难看出，政治诉求、司法制度、列强的介入是“苏报案”未能发酵“言论自由”观点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诉求筑起的“人工屏障”

“言论自由”争取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与原被告的政治诉求有关。从清廷当局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一切行径都是围绕一个政治诉求，即不惜一切手段维护清政府岌岌可危的统治。具体到“苏报案”中，这是清政府封建专制思想在作祟，将之与上海租界内的言论自由相比，不难发现租界内的言论出版自由具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当然租界内的言论自由也有其局限性。租界是一个各资本主义帝国“杂居”的地界，如果租界内的“言论自由”损害了各资本主义帝国的利益，“言论自由”照样会变成一纸空文。“国中之国”的租界内的“言论自由”与大清朝的相比，其实质是两方的政治诉求和利益不同，这便是清廷当局筑起的第一道“人工屏障”。

这第二道“人工屏障”毫无疑问是由《苏报》的主角人物筑起的。陈范、章士钊等人是《苏报》中的主要当事人，他们的思想直接决定了“苏报案”中“言论自由”观点的缺失。

首先是《苏报》馆主陈范的思想。陈范原为清政府驻铅山知县，因其上任期间对“打油火”“靠十字”“打联手”③等事情处理不当而被罢职。就这样，陈范从一个官员变成了一个开馆卖报的商人。既然是商人，其目标只有一个，即让《苏报》馆利润最大化。至于陈范是如何让《苏报》由一份商业型报纸转变为一份革命性报纸，可以说纯属偶然。那时《苏报》缺乏稿源，销量仅1000多份，而当时的报纸要想保本，销量至少要达到3000份。为了扩大报纸销量，陈范聘请爱国学社成员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自此，章对《苏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发表的言论激烈无比，尤其是连载的《中国之当道者皆革命党》。但陈范见到后愁容满面，并坦言《苏报》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否则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陈范办报纯粹是为了商业利益，并无心宣传革命思想，甚至害怕宣传革命思想。

其次谈谈章士钊的思想。章士钊家世贫寒，出塾后，其学习得益于其母亲和作为塾师的兄长。十四岁时外出求学，几经挫折，和弟弟士戛一起考入江南陆师学堂，并认识了俞明震。入学后不久因其弟带头闹学潮，毅然率领退学学生投奔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从此与《苏报》结下不解之缘。在担任《苏报》主笔期间，他对《苏报》进行“大洗牌”。在版面上，用二号大字进行排印，刺激视觉；内容方面，挑起反清、反康的革命大旗。这种革命气势在他所写的《杀人主义》中有所折射：“路易死法乃强，英靰去美乃昌，毋绥尔气，毋蹈尔错，插义旗于大地，复政府于中央，扫除妖孽，还我冠裳，时则独立厅建自由钟，率我四兆共和民国，开一杀人之大纪念会，以示来者于弗忘。”④文章气势恢宏，振奋人心，但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在文中声称，清政府与四万万同胞有不共戴天之仇，呼吁人们与清政府反抗到底，但章士钊仅仅是警示同胞团结一致，反清起义，而没有更深入地为身处水深火热的“奴性”民众争取“言论自由”。

就这样，双方各为其主的政治诉求直接导致了“苏报案”未能发酵“言论自由”的观点，二者之间存在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工屏障”。

二、司法制度裂变的“混乱截面”

五口通商之后，列强纷纷在中国设立租界，攫取领事裁判权和司法权。列强在华设立的租界内，采取西方自由的管理理念，租界内的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但前提是不得危及租界内的治安和秩序。

上海这个公共租界是资本主义列强在华攫取的一块拥有管辖权、司法权、行政权的“杂居地”，所以资本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章邹二人是否被引渡，接受清廷的“严刑逼供”。但沈荩之死导致清廷的引渡计划彻底破灭。随后经过协商，将章邹等人放在租界受审，审理机构为会审公廨，审理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对章邹等人的判刑问题。在谈判中，租界一方主张“引西国报馆毁谤政府之例，章、邹监禁不出三年，其他则因概无实据，拟径释”⑤；而清政府一方主张按照清律治罪，清律有言：“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逆；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从中西两方对章邹二人的判处就可发现中国司法制度的混乱与荒谬。

众所周知，西方的司法制度讲求逻辑推理，他们的审判模式中存在一种证据原则，这种证据原则包括：“孤证不能定案规则、间接证据证明案件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质证规则、认证规则、传闻规则、最佳证据规则、补强规则等一系列科学规则。”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在审理案件时讲求证据，由证据入手，进而加上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案件的结论。

而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就拿罪刑法定和比附类推来说。一方面，清政府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严格遵守清律，对案件的审判皆以法律条文为主；而另一方面，若相关法律案件没有律例明文规定，司法官员就会采取比照同类事例的做法对案件进行处理。也就是说，清朝的司法是情和理的结合，遵循的是“先结论，后法律”的思路。

清廷的这种混乱、无序、无理的司法制度，在被分割的情况下，使得“苏报案”在其发展历程中与“言论自由”观点的发酵处留下了一个混乱的截面。在这样一个民主不重视、自由不体现的截面环境下，可想而知，“言论自由”“平等大义”等在西方国度极为盛行、为人标榜的大众意识，在这个截面上完全沦为了一种“伪真理”，或者说“偏见”。

三、列强介入催生的“利益链条”

在“苏报案”的问题上，租界内的帝国主义列强上演了一幕幕“唇枪舌剑”的争斗戏。在整个“苏报案”中关于清政府引渡《苏报》主犯，押回审理的问题上，英国是最主要的干涉者、阻挠者。

纵观各国列强在“是否赞成引渡；重判还是轻判”问题上的态度，可以将之分为三大阵营：德、奥、俄、比、荷、西、法主张向清政府引渡；意、美提出有条件引渡；英、日拒绝引渡。在一块小小的租界内居然形成了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但三方力量悬殊较大，主要是以“英美日”为主的反对引渡联盟和以“法德俄”为主的支持引渡联盟的对立。在这一情境下，有必要阐述一下两大联盟的形成。

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权而成为死对头。长期以来，曾自诩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此事上与日本的立场保持一致，支持日本争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权。此时注重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攫取更多在华利益的法国伺机与俄国站在统一战线上，支持俄国争取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权，就这样，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大地上，在“苏报案”的背景下又一次掀起了“瓜分利益”的狂潮，并展开新一轮的“联盟式”角逐。

英国之所以反对清政府在租界公然将章邹二人引渡回朝，表面上是本着“司法公正、人道主义”的原则，实质则与其对华政策有关。美国之所以站在英国一边，不是因为惧怕英国的缘故，相反是为遏制英国在华的势力。在与英国形成联盟期间，美国的态度一度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他采取的是“两头都不得罪”的态度，“一方面向清政府保证说不支持、不保护中国公民图谋叛逆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表示尊重道台和领事团达成的协议，支持在租界审讯并执行”。事实上，美国在“苏报案”中所持的立场也与对华政策有关。俄国之所以赞成引渡，是因为他想攫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权。

清政府被搅拌在列强的利益纠纷中，为挽救其统治，根本不会言及“言论自由”的观点。而作为革命代表的章太炎、邹容等人更是一味地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为终身理想。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成为资本主义附庸的近代中国，对“言论自由”“民主平等”的呼唤已经迫在眉睫了。在整个“苏报案”的审理过程中，他们丝毫不曾想过用“言论自由”的观点来反驳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列强的介入催生的这条“利益链条”，使得他们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世界上类似的案件还有一个，那就是发生在美国的“曾格案”。同样是报纸主要当事人因发表了当局认为具有诽谤性、诋毁性的言论而被捕入狱。可宣判的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曾格被判无罪释放。是曾格后台硬？是他的律师水平更高？都不是，是因为他的国家高扬了言论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旗，是因为汉弥尔顿将一个小小的曾格案上升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高度，是因为那个国度拥有广袤的、肥沃的、能够孕育言论自由观点的土壤。对比之下，“苏报案”为何未发酵“言论自由”的观点就不言而喻了。（作者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黄帝魂`苏报案[A].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775；房德邻. 清王朝的覆灭[M].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218

②张篁溪. 苏报案实录[A].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73

③王敏. 苏报案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打油火，即假命案，地棍讼师与官府勾结，包揽官司，敲诈勒索；靠十字，以加入基督教、天主教为靠山，俗称吃教；打联手，在科试场中内外联手作弊。初入仕途的陈范就碰到这些问题，处理起来颇为吃力，他也因此得罪地方势力。

④白吉庵. 章士钊传[M]. 作家出版社，2004:17

⑤易江波.苏报案——与西法东渐下的中国传统办案思维[J]. 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