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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大后方电影”特指从1938年底到1945年抗战期间，在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出现的电影及其制作、发行体系，是抗战期间中国电影史最为重要的电影现象。日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院长虞吉在重庆图书馆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讲座上，与读者一起分享了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电影的故事。
中国电影制片厂落址观音岩
“大后方电影比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与政治的关系都要紧密。”虞吉说，作为战时的陪都，国民政府的迁入给重庆电影带来大飞跃。这期间，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等都有卓越的成就，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等也相继成立。
1938年9月份，武汉沦陷后，原本从上海迁到武汉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又迁到了重庆，“厂址就在重庆观音岩纯阳洞。”虞吉说，迁到重庆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建成了四个摄影棚，直到1946年迁回南京，前后八年的时间里，拍了十几部故事片，几十部纪录片。有正面描写长沙会战的《胜利进行曲》，有反映农民积极支援抗战的《好丈夫》，有由日军战俘集体出演自身经历的《东亚之光》，有刻画敌伪特务经历思想转变的《火的洗礼》等。
《日本间谍》是抗战时期的大片
“在大后方当时有5个主要的电影制作单位，拍了两百余部影片，其中的17部故事片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与作用。”虞吉说，这些故事片中《日本间谍》、《东亚之光》两部意义重大。
《日本间谍》堪称大后方电影中的大片，是根据一名叫范士白的意大利人的自传《神明的子孙在中国》改编而成。虞吉告诉记者，这部片子投资相当大。主演罗军为了演一个意大利人，将自己的眉毛、头发全都剃了，用黄毛来沾，用胶做高鼻子。“化这样的妆需要三小时，每次的花费要1000元。”虞吉说，此外还要在重庆搭出东北雪景也不是简单的事，这些都要花费相当多的钱，
《东亚之光》是大后方电影的代表作，“这是一部纪实性故事片，实践了在故事片里大量使用纪录的形式，这种形式当时在世界上还史无前例。”虞吉说。“真实性”正是这部影片的特点，重庆“博爱村”战俘收容所的实景拍摄、日本战俘的现身说法，都使这部影片在抗战的关键时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最大实绩表现在纪录电影
大后方电影的最大实绩表现在纪录电影创作方面。纪录电影由于宣传报道的需要大量摄制，除了新闻纪录片外，风光纪录片、时事专题纪录片、人物传记也先后出现。虞吉介绍说，除了种类丰富，纪录片的长度也不断增加。第一部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拍了4年，共9本，时长达2小时。
除了影片长度变长，中国纪录电影也发生质的变化，“《西藏巡礼》比较详细地报道了抗战时期西藏的动态和风土人情。”虞吉介绍说该片真实呈现了70年前的历史性场景，“马思聪还为《西藏巡礼》等片创作了系列主题乐曲，朴实的纪实主义拍摄手法使得这部片子同时也具有了人类学电影的一些特征。”（见习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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