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不能让“奇葩”只是一种谈资

　　【文化谭】

　　当性少数群体权益等严肃话题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难期待它会对人们的“三观”带来多大的改变，反而话题严肃的社会意义很可能在娱乐化的形式中被消解于无形。

　　都说《奇葩说》吸金上亿，制作方赚得盆满钵满。既有奇高的播放量，也营造出一批“奇葩粉”热烈讨论。关于奇葩说成功的经验，据说充分利用了大数据的优势，从辩题的设置、辩手的排序、嘉宾的选择等方面，都借助了网络平台真正找到观众的喜好。既说人话，也接地气。而网络平台的自由性、开放性也让话题的讨论，以比电视节目更大尺度、更激烈的方式进行。话语方式的解放，也是《奇葩说》吸引到了数以万计的年轻拥趸的秘诀。

　　所以可以说，《奇葩说》的很多议题都直接来自年轻人的现实生活，比如“该不该有备胎”，“该不该向恋人坦白恋爱史”等等。听“奇葩”们的讨论，90后、80后们或许确实可以从中得到某种生活启示，以至于很多人在评价《奇葩说》时总是离不开“思想性”。

　　尤其是类似情感、性别类话题，比如“该不该向父母出柜”，就是《奇葩说2》影响最大的一期节目。有评论认为那期节目是“中国视频（包括电视台，视频网站节目）史上关于同性话题做得最开悟、最透彻、最具人性关怀，案例和情感最真挚、开放、写实的一期，也是最能代表《奇葩说》节目价值和品位、风格的一期。”

　　可《奇葩说》的价值是什么？在很多关注少数群体或者其他群体权益的人看来，《奇葩说》的价值就在于它被广大受众所接纳和认可，这是社会越来越宽容和开放的一种体现。《奇葩说》在无意之中被赋予了它未曾料到也未必想承担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在这些话题还无法在当前的社会进行充分、公开的讨论，很多民间行动活动处处受阻的现实之中，这档网络节目所呈现出来的自由、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在让观众消遣的同时，还能够让人“从中得到许多生活的勇气、经验。”

　　但是，就像《奇葩说》所标榜的“表达价值观但不贩卖价值观”的立场一样，这些社会意义显然是《奇葩说》不能承受之重。虽然导师和辩手们在节目中“脱下了虚伪假面”，但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表演。观众们的情绪可能会在某一刻被辩手们的“真情流露”或者强大的逻辑所击中，甚至感动流泪，但是看完节目之后，这种情绪还能持续多久？他们能否对这个话题进行持续的、深刻的思考？如果不能，那么他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还会因为那一刻的“电击”而改变吗？就像马薇薇在“该不该向父母出柜”那期节目中所言，那些在网络中支持你的网民，大部分不过是“键盘侠”罢了。

　　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印刷时代的没落和电视时代的到来，会使印刷时代的高品质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就面临着波茨曼当初预言的文化危机。

　　当性少数群体权益等严肃话题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难期待它会对人们的“三观”带来多大的改变，反而话题严肃的社会意义很可能在娱乐化的形式中被消解于无形，人们甚至可能因为沉湎于酣畅淋漓的表达所带来的感官快感，而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行动的力量。

　　蔡康永在节目中飙泪讲述自己生活的艰辛让很多人动容。但看完之后呢？大家关注更多的并不是性少数群体权益的改善，而是多了一个谈资。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实，可它却真实地发生了。

　　□杨三喜（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