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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悲歌——

电影《黄金时代》中女性形象分析

王世颖

2015年08月10日13:48    来源:视听    手机看新闻

摘要:电影《黄金时代》很显然是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它以女性的故事为主线,试图通过多方面、多视角还原作家萧红的生平事迹。主要讲述了萧红为了追求文学上的精神独立和自我价值,在一个并不平和的“黄金时代”里发生的故事。本文将通过女性的“他者”身份和被“建构”的女性两方面来分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他者”身份;女性形象;黄金时代

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述的《第二性》中论述道:“女性是后天塑造的,而非天然生成的。”①也就是说,女人不是天生的第二性,社会生物学对于女性的歧视是一种文化产物,女性作为性别,应该具有生理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许鞍华的电影善于呈现女性的社会属性。许鞍华的电影总是弥漫着不安,有时淡然,有时却令人痛不欲生,其中负责承受这种不安的往往是女性。在影片《黄金时代》中,主要讲述以萧红为传主而延及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众生相,在过客般的时代人物背后潜藏着的,依旧是许鞍华作品里不变的非典型女性形象:倔强、果敢、善解人意,爱人与爱己平等,萧红与丁玲或梅志,对抗命运,但又对世界充满依恋与希望。

电影《黄金时代》很显然是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它以女性为故事的主线,通过多方面多视角试图还原作家萧红的生平事迹,主要讲述了萧红为了追求文学上的精神独立和自我价值,在一个并不平和的“黄金时代”里发生的故事。

一、女性的“他者”身份

在社会性别秩序中,女性都是被建构的,是男权社会的一种内化。在影片中(或现实中),萧红的婚姻是由家人来安排;在经济窘迫的时候投奔未婚夫汪恩甲;是萧军发掘了她的才华,并将她带进文坛;同样作为作家的萧军是不允许萧红的文学成就高于自己等等,都可以看出在这个“黄金时代”中,女性的命运与自由并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女性只能处于客体(“他者”)的地位,只能依附于主体(男性)才能生存。

(一)男权制度中的萧红

在萧红的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男性——萧军和端木。按照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写,也如影片所反映的,在萧红的童年真正带给她幸福感的似乎只有祖父一人,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爱和温暖”,但是祖父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而她的父亲暴戾冷漠(在电影里唯一的出场就是踢了萧红一脚),父亲是作为权力的掌握者,给萧红的只有制约和束缚。因此,在萧红的情感线索中,与萧军这个粗线条的、家庭强有力的保护者、有暴力倾向的、不善于情感沟通的男性形象相爱,其实是她对童年的重建——重建与同样具备以上特点的父亲的关系,但最终这种重建是以失败告终的。而萧红选择与端木在一起,端木代表的男性形象与萧军是完全相反的,他懦弱却温柔,退避却细腻,是重建童年宣告失败的萧红抓到的一棵救命稻草。端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贴合了萧红的祖父形象——他虽然疼爱萧红,但因为在萧红记事时便年逾古稀,很快就去世了,而且在家族中并没有话语权,所以仍旧无法依靠。因此,萧红与端木的结合,是另一个维度上对童年的重建,即借爱情名义重建与祖父的关系。

唯有在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中,萧红作为女性是相对自由的。在萧红对自己精神自由的追求道路上,最能够了解她的就是鲁迅。鲁迅也是萧红在追求自己的道路上,唯一没有阻拦她的男性。但正因为如此,鲁迅也是孤独的,他在写给二萧的信里说:“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鲁迅在精神上对萧红的认同,也就是在男权当道的社会中,对女性主体的认可,所以他为自己无力改变社会,改变现状而感到孤独。

(二)追求自我的萧红

虽然在情感上,萧红具有十分强烈的依赖性,但在文学选择上她实现了更高的独立性。她所依赖的萧军决定去延安,她没有跟随她,这是一种文学的选择;她在文学理念上与左联相隔膜,她实践了鲁迅的精神,不接受那种迫近的功利性文学表达。从这一点萧红可以看作是对女权主义最好的诠释,她重视自我意识,努力去实现自我的价值。正如萧红为了自己的文学爱好,可以违背父辈的婚约,逃婚离家出走,闹得家族名誉扫地,从此不再与父母亲人相见;她还可以为了自己能够有个安静的环境写作,放弃与深爱着的、和自己共患难的萧军奔波生活,选择了性格软弱的端木蕻良;她甚至为了自己抛弃自己的两个孩子。萧红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一种对自我的追求,对女性在男权制度压制下的反抗。

在父权制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大背景下,男性作为主体,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对父权秩序的叛变,最终的结局是会遭受到惩罚的。萧红虽然在文学上的成就颇高,一直在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萧红的命运并不可观。萧军和萧红在一起期间,还继续和别的女人来往,在萧军的爱情观里“爱便爱,不爱便丢开”就可以看出,男性对于女性的一种占有、一种霸占。在男性世界里,女性是不应该有自主权力,只能是男性本能的附庸品而已。许鞍华在影片中借着许广平的口对萧红的这段生活进行了提炼:“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生活中多少还赋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性。”萧红在反抗男权束缚(离开萧军)的同时,又进入另一种(端木)束缚中。其实,在这种社会制度中,男权是无处不在、无处可藏的。萧红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致使自己最终走向毁灭,这也是在男权社会中,有自主意识的女性的最终结局。

二、被“建构”的女性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们认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奴役女性,使女性丧失了“自我主体”身份的“他者”。在男性社会象征秩序中,女性按照“男性他者”的要求被建构起来,女性不是女性自己的女性,而是男性社会秩序所归位的女性。②在影片中,除了萧红之外,还有两位女性值得注意——丁玲和白朗。在丁玲和白朗的身上,同样也有着萧红般的女性气质,丁玲第一次见到萧红的感觉“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狂的我,骤睹着她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率真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的少于世故”。但是丁玲不同于萧红的是除了这种女性气质之外,丁玲身上还有一种男性的革命情怀,从身份上来说,丁玲是军人,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下的产物,是男性社会的认同者。同样,白朗也是同男权社会站在一起的,在他们排练话剧中,她扮演的是男性角色,而她的丈夫却扮演的是女性角色。这就是丁玲与白朗和萧红之间不同的地方,丁玲和白朗是在男权秩序下进行写作,是一种主流话语,是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建构”起来的女性。

作为传统女性的代表——许广平和梅志,完全是男权秩序下的产物,在家里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她们的欲望都是被限制和禁止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所受到的教育就使她缺乏主动精神,习俗令她们雪上加霜。”③而对许广平和梅志来说,她们是被动的、软弱的,她们只能听命于他人。

小结

总之,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才真正是“黄金时代”最核心的本质。正如影片结尾引用萧红小说《呼兰河传》中的话所说:“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种自然而然的生活,就是萧红一生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

影片《黄金时代》既是写萧红的,也是写“萧红们”的生活。许鞍华用严肃的创作态度、精良的制作水准、精美的影像质感,打造自己心目中的那个黄金时代,忠实地将哪怕是微末的细节都还原为影像,让观众自己通过影像客观地还原自己心中的萧红和那个“黄金时代”。许鞍华用独特的手法表现自己眼中的女性,这本身就是一种不随波逐流,不妥协现实的女权主义。(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③西蒙娜·德·波伏瓦,郑克鲁译.第二性[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56

②章旭清.“他者”与“解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关键词解读[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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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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