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松：永远的方大曾情结

笔者读过许多伟人、名人和王者的自传、传集、评传、别传。无论他们曾经多么辉煌，或者叱咤风云，斡旋天地，或者身怀异秉，造诣非凡，但是在他们的25岁之前，尽管人们也用许多美好和闪光的词汇来赞扬他们，但是却罕见有人用“伟大”一词！然而，中国却有一个25岁的青年是个例外，他的名字叫方大曾，笔名“小方”。

冯雪松在他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中说：台北出版的《摄影家》杂志专业水准高超，在文化圈内影响广泛。主编阮义忠先生以其《摄影家》第17期的全部篇幅选登了方大曾58幅摄影作品和不多的文字。阮义忠在《想见 看见 听见》一书中说：“在暗房的安全灯下，小方的作品一张张地显现出来，让我觉得好像在与小方的精神做某种程度的沟通。每放一张照片，我就对小方的才气又服气一回。他的构图完美极了，对瞬间的掌握也无可挑剔！他看事情的方式直入核心，不受旁枝末节的影响。最令人诧异的是，他的表现手法就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依旧显得十分现代。方大曾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世界摄影家相比，毫不逊色。”

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摄影家陈申先生看到方大曾的作品时感到“非常震撼”。采访过海湾战争并最后撤离伊拉克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著名作家余华等人对方大曾肃然起敬，甚至成了“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唐师曾显然是位真性情人，他说，“方大曾，我仿佛能看见，我摸不着他，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生命，很年轻，二十几岁。”令他大为感叹的是，方大曾“有一种独立的伟大的人格，他家境很好，完全可以不到处去跑，去遭罪，而他脱离这个圈子，脱离他应该过的正常的生活规道，而去跟普通人生活在一起，所以说，他具有伟大的品质。” 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当我看到方大曾的作品，忽然觉得有种特殊的感觉从骨头缝里出来，这种感觉很长时间了都没有。”他“原以为那种关心人，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理念只有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才具备，其实，60多年前的方大曾就已经这样做了。”在他的思想里,早已将方大曾与罗伯特·卡帕、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卫·西摩、萨尔托迦这些摄影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相提并论了。他唏嘘，“小方被埋没了很多年，即便是在当时也很少有人了解他，相当长的时间，别人只用他的文章和照片，他的工作状态几乎是不为人知的，他独自面对复杂的环境和稍纵即逝的瞬间，他没有畏惧，不怕死，所以他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英雄。”

这个在失踪前尚没有恋爱过、穿着时尚的方大曾是什么模样呢？同代相知，在短距离接触过他的人中，最早与他一起主编《少年先锋》的诗人方殷对他极具好感，在他印象中，方大曾是一个“人品端正，热情,精力充沛”的“英俊青年”。大学毕业“已成了驰骋长城内外，报道救亡爱国事迹的名记者了，他与当时也常报道文章的范长江、徐盈同负盛名。”当时，方大曾图文并茂的文章照片不仅吸引了广大读者，也引起了新闻界著名人士范长江、金仲华、陆诒的赏识与重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很欣赏方大曾的人品与才干，他在后来《忆小方》的文章中，描述方大曾的形象：“硕壮身躯红润面庞头发带黄斯拉夫型的青年新闻战士。”陆诒在他《怀念小方》的文章中，也对方大曾的品貌做了描述：“小方身上挎着一架像机，头戴白色帆布帽，穿着白衬衣和黄短裤，足蹬跑鞋，年少、英俊，显得朝气蓬勃，精力充沛。

作家余华说得简约：先前，他不知道中国的“三十年代还有这么伟大的一个摄影师”。

方大曾游走在社会最底层，以平等态度相待和直觉记录人文风貌：衣衫褴褛的孩子、人力车夫、纤夫、矿工、“缝穷的”；一往无前地穿行在战火纷飞的最前线采访报道战争实况。他完全没有对于一己的利害考虑，没有对于个人安危的忧虑，体现了他的胸襟气象博大，以天下之患为患，始终关心的是民祉国运。他所遗留在世间的资料是他生命之光的闪耀，他被摄影史家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卡帕，被誉为是“世界最伟大战地摄影家”“战争摄影神”，被海明威称为“伟大而勇敢的摄影家”。他1913生于布达佩斯，1938年从西班牙转道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短暂的逗留时间所拍摄的市井生活、逃亡的人、行进中的士兵等等，其选材的风格、内容和角度，几乎与方大曾同出一辙！他在全世界声名日隆之“荣誉的顶点”，即1954年5月25日在越南前线采访时触雷身亡，时年不惑；而1912年出生、长他一岁的的同行方大曾，于1937年9月在战火连天的蠡县失踪时，华年25岁！可是，当世界赞颂罗伯特·卡帕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才发现了自己同样不逊色而被埋没了半个世纪的英雄！

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的法国人亨利·卡蒂埃·布勒松，长方大曾4岁，他写有咏叹卡帕的诗：

一个伟大的选手，他迅疾勇猛地/为自己和别人而战。/命运设

定他/必逝于荣誉的顶点。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作者冯雪松慨然：“卡帕的中国同行方大曾同样当之无愧。”唐师曾则仿佛与英雄神交已久，情愫绵绵，他在接受冯雪松采访时说，“我原以为卡帕活得短，只有40岁。”“方大曾呢，失踪时可能25岁，也可能超不过26岁，他们同样伟大。”

笔者认同冯雪松在书中对方大曾两次相同的评价：“我觉得他是一个具有非常高尚情操的青年，所谓高尚，体现在他的思想中没有党派这样东西，完全是一种民本的、个人的思想。”

方大曾是我们足可引以为骄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子。

关河累年 英雄音渺

今天说来，《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作者冯雪松与78年前的方大曾的结缘，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神奇际遇，一个历史的节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偶然中的机缘，也可以说是命运中的一个幸运的安排”。

上个世纪末，即1999年初，还不足而立之年的冯雪松，历经两年七个月刚刚完成大型记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其时他父亲罹患了癌症，一时间他陷入了“狼狈不堪或者心力交瘁”的情形中，而就在此时，他却于无意中在办公室的报纸堆里看到一份并非发给他个人的传真，这份传真是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陈申先生发的，内容是说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一位神秘失踪半个多世纪的战地摄影记者的《方大曾的故事》。传真文字中关于方大曾名字的陌生和“神秘地失踪”以及“留下一千多张底片”这些关键词，对于一个职业纪录片工作者具有很大的魅力和充满诱惑力，一下冲淡或者排斥了他的孤独、无奈、无助和苦闷感，成为他“奋发斗志、走向希望的力量之源。”

这的确是一个偶然的巧遇。是机缘凑巧还是隔世有缘？实质上，却是应了我们重复了千百遍的那句话：机会钟爱有准备的人。试想，假如冯雪松不是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假如他没有自身的道德修为和价值观的认同，假如他不是具有对于新闻艺术的学养与敏感和做过大型新闻纪录片的导演，他怎么可能“与小方一见钟情”！而当时若是另一个人，那他可能是视而无动于衷，形同陌路，或者置而罔顾吧？但如果是那样，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子、真正英雄方大曾，也许会永远面目不清，鲜为人知，或者世人仍然只能见到关于他的一点点零星的文字，在1840至1949的百年《中国摄影史》中，永远只有关于他的片言只语，只是在相关联的事件中偶尔带到一个叫“小方”的年轻人。也许他只能被日益零落的亲人和同事偶尔提起，他的英名事迹可能随着无情时光的消磨日渐式微，进而湮没甚至永远地沉埋在历史的忘川里了……

我们知道，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写作，是基于两个版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其中的甘苦不是几句话可以尽言的。在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里，导演冯雪松是在北京图书馆过刊库里度过的，面对着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伴随着纸张的霉变味，他翻阅了数百万字的历史资料……而且找着找着线索就消失了，他一期一期地查找，铢积寸累，一点一点地接近着小方。为拍摄纪录片，作为导演的他先期采访和寻找方大曾与那个时代的点滴过程，后与两位同事拍摄了几十个人，两次往返于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县，再从娘子关到雁门关，行程4000多公里。一方面，他们“是通过寻找而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用镜头一路追寻方大曾最后的生命时光；另一方面，力图作到通过小方的照片和文字报道，亦即小方的眼睛回望数十年前国难当头的那方水土那方人的历史，以勾勒当年中国社会变化的生动图本。

写作《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作者用了100天的时间。他已经具有了多方线索的寻觅之开阔视野，有着创作两版《寻找方大曾》积累起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并且又陆续发现了拍摄寻找之外的新资料，诸如：小方离家后采写的《保定以南》《保定以北》等文章以及他的自拍像和旧杂志等等。

在写作实践中，作者采取了多视角的融合，精心构撰，纵横连缀，追踪着方大曾的足迹逶迤展开，“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精神的认同和追随。”作者笔触有时轻快有时滞重，一点点重现历史的真实。由于坚持“参与而不干预，引入而不进入”的写作原则，所以在写作实践中，尽量本着冷静、客观的态度，“尊重史料，不妄加臆断。”这是极为严谨的历史写作方式。他的成功在于：既空前地开拓了寻找方大曾的领域，使他重新回归当代人的视野；也带着读者随着一个睿智、坚定、表情从容，有相当识见水准，身影孤峭的摄影记者巡视那个时代一个又一个瞬间，从而丰满和清晰了方大曾的鲜活形象，接近还原了方大曾眼中那个外敌侵略、中华儿女奋起抗战的苦难的时代。唤起了读者对于方大曾英雄价值的认同与崇敬，唤发了广大民众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儿子的思慕之情。具有“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之称的方汉奇先生，对《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给予了至评。他说这部专著“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方大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和世界最为动荡的时期。他在中法大学经济系学习的四年中，学校的治学精神“民生、自由、平等、博爱”，对于他的思想开阔，才干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给他成长为具有国际精神的自由摄影家注入了正能量。他以超越时代的博爱思想，观照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全身心的深入社会底层，义无反顾地投入反侵略战争的疆场，用笔和摄影机相结合，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危亡的那个时代。

1937年“卢沟桥事变”。当时身在“中外新闻社”的方大曾表现了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他第一个只身前往采访，拍摄了《日军炮击卢沟桥》《中日对峙中的宛平城》《奋勇杀敌二十九军》等照片，并在《申报图画特刊》集中发表，成为第一个报道“卢沟桥事变”的人；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方大曾受上海《大公报》的派遣，以前线通讯记者的身份前往华北抗战前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小方”的笔名，连续进行了多篇亦图亦文的通讯报道，他的文章和照片经常刊载于上海的《生活周刊》《申报周刊》《良友》《现代画报》《中国呼声》《英文》周刊，香港的《生活日报》，美国的《生活》，英国的《伦顿新闻画报》，法国的《新观察》等，是当时与如今了解抗战初期的重要影像与文字。

战争非常惨烈，敌人不仅有飞机助战，而且施放毒气。方大曾的观察力透彻而辨析精深。他的有些报道是在城墙边的防空洞里写的。

却看他发表在上海《大公报》的战地通讯《血战居庸关“铁汉”之泪》：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的确利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了。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绥东见到他的那样状态，他穿一件短衬衣和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一切的精神 ，都用香烟维持着。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原来一定是很合适的，但是现在看去，已经特别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只手去。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些卫兵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挥，对着兵士沉痛地说：“你们好好地打呀 。”他只能说出这样简单的话了，他简直就不会再说第二句话。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里就充满了泪水，怎么能流出泪来呢，只好又从鼻子里噎了进去，兵士们见到这样一个人，猛然间是认不得他是谁了。“噢，这是军长”，当他们想过来这个人与他们的关系之时，也感动得流出泪来。这种共鸣和一致，使十三军在南口能给我们的民族解放战争造成不朽的光辉。他的《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永远定格了沙场征战的滚滚硝烟。敌人的进攻，配合着平绥线的就是津浦线，他的作战策略是颇值得注意的，大体不外专门对着我们防御线之最薄弱的一点予以猛烈的进攻。于是静海、马厂、青县等处的我军节节的支不住了。本来平汉，津浦是两条独立的阵线 ，而现在则变成对立的阵线了，即平汉前方成了大突出形势，而敌人在我们的右翼延展出一条以津浦为依据的平行线，企图沿沧石公路西上，以截断我们的后防，这是所谓外线的大包围战略。我军在这一线上，与敌人继续了一个多月的艰苦的战斗，对方的损失非常之大，举一个小例来说，他们一个师团的骑兵就全部牺牲在xxx部的包围中了，高大伟丽的日本军马，活着得来的就有二百匹。从南口到居庸关有十五里，八十九师一共只有四团人，战至二十日，已不足一团，王仲廉在居庸关把剩余的部队集合起来，再向侵入南口之日军反攻 ，士气绝未稍馁，当夜又夺回来三个山头…… ……固安县一段的永定河是某某等部新布防的，xxx是恰当固安下面，xxx则在左翼，即偏一点上游方向。九月十三日，敌军即已有小部分渡河。十四日战争最烈，对方的炮火比机关枪还要密，我们只用守据点的死法子，结果xxx之一团人完全牺牲在阵地上……”

随着平汉战局恶化,保定失守,方大曾被迫退到蠡县。这篇报道于1937年9月18日写于保定，寄自蠡县，刊于9月30日的上海《大公报》第二版，署名，“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追寻到的绝响，此后，他的信息不再复闻。这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神秘地消失了，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踪迹。人们自然明白他的失联凶多吉少，但对于他的爱心不死，崇敬不泯，所以总情愿的以为这位内心纯粹，意念执着，面对困难和战争始终一往直前的男儿，他的传奇人生的最后是为黄鹤一去无消息……

忠魂有家 丰神永在

冯雪松慨叹：“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有多么长，而在于属于你掌管的时间之内干了些什么。”说得很好！人生百年不算长，25年也不算短，当生命的火花发出光茫，虽然只有25年，也很卓著了！足以令人感佩，掂念和思慕不已！

令人遗憾的是，硝烟散尽，战争远离了，却发生了 “文革”！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说，“红卫兵抄家，在后院，那是翻天地覆，院子里挖，家里头的地板都撬了”……幸好，方大曾的底片被他妹妹转移了，“如果在可能全军覆没！”

“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日益严重，同时在前线采访的四位战地记者之一陆诒，在写《怀念小方》一文时感伤地说：“纪念小方的文章，应由范长江、孟秋江同志来写，……因为他们早在1936年绥远抗战时，已经在前线相识了。但不幸他俩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陆诒这位硕果仅存的战地记者，曾被错划右派，也于1997年1月9日作古了。

几十年间，方大曾的慈母固执地并不相信儿子的失踪，坚持着不允许别人动儿子冲洗底片洗印照片的小木屋，坚守故宅不愿搬家等儿子回来；经过了漫长的32个年头等待，老人失望又希望，她退而求其次，有一个心愿，就是她死后用儿子那个小木屋做一个棺材，她想跟她的儿子在一块。这，最后也落空了！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动荡不安，命运如何起伏波动，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一直搜集有关哥哥的资料，暗自多方寻找他的下落；姊妹俩方澄敏与方淑敏克服种种劫难完好无损地珍藏下来近千张原版底片，并四处托人出版，仿佛视这些底片是哥哥生命的延续，甚至有一张表现贫困百姓剥匪尸军衣的照片，美国耶鲁大学一位教授出高价购买被拒绝。

陈申先生是大陆方大曾最早的知音者之一，他在1995年对方澄敏老人做了录音采访，这是方大曾亲人唯一的原声资料。也是他发出了那个后来发生了连环效应的传真。

2000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把方大曾的事迹列入选题，当年7月9日，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第一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同年11月8日，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第二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2000年11月1日，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文集。

2002年7月1日，经过陈申先生努力斡旋，协助方大曾的外甥、《四川日报》摄影记者张在璇，在多方配合下，于成都四川美术馆大展厅举办了小方的106幅作品展。

也是这年，采访海湾战争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辗转于北京几家医院做骨穿治疗的唐师曾，偷着走出医院，开着雪佛兰开拓者跑车，沿着方大曾当年走过的路线一路追寻他的足迹，宛平、卢沟桥、长辛店、保定、清苑、易县、倒马关、雁门关、平型关、大同、太原……但始终没有寻觅到关于方大曾下落的信息。

2005年，由张在璇代表方家人把弥足珍贵、铭有年代感、图像清晰、画面质量很高的837张底片，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填补了国博这方面藏品的空白。

2012年7月10日方大曾的百年诞辰纪念日，CCTV网举办了征文、纪录片点播和《一个时代的倒影》访谈节目等纪念活动。

《焦点》双周刊、《人民摄影》报,以《一个失踪50年的天才摄影家》和《一个沉寂了60 年的摄影家》为题，对方大曾进行了专题报道，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方大曾的摄影令我们吃惊，在中国摄影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摄影家能像他这样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为我们留下表现方法如此现代、水平如此整齐、数量如此之多的高水准的图片。”“方大曾是一位天才的摄影家，如果不是他这么早就失踪于抗日战争的战场，中国摄影史应该有他整整的一章，即使是他留下的这些作品的整体水平和所体现的发展趋势而言，方大曾也可以毫不逊色地与当年的世界摄影大师布列松、何奈·布里、尤兰史·密斯齐名。但我们今天是怎样也无法弄清一个50多年前的东方人何以能够如此敏锐地把握了摄影的特质，充分地运用照相机记录了他所面对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方大曾又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一个文化之谜。”“发现方大曾，也发现了一个近代中国文化之谜，他的作品公诸于世的时候，这种遗憾多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这是由中国大陆摄影专业机构的刊物给予方大曾的评价，令人读了心潮难平。可惜这一切来得太晚了，但是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怎么可能来得更早呢？

书作者在“后记”中情感深沉地说：“15年来，方大曾几乎是我一个放不下的心事，从一页传真纸到一部纪录片，再到一本书，由陌生到熟悉，由寻找到追随，经常有意无意地与人提起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他在澳门记者站任记者、首席记者的五年中，行囊里抑或是居所的书架上，始终都摆放着有关方大曾的书籍和资料，他说，“一次相遇，一生相随，如果没有下落，小方就是我永远的课题。生命不止，寻找不息。”又说，“从知道他到今天，已经十五年了，这些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感觉他如同亲人伴随着我，时而给我激情，时而给我思考和力量，方大曾业已成为我此生挥之不去的一个牵挂。”

读完全书,笔者已经对原本一无所知的方大曾产生了深深的钦佩和敬意。掩卷沉思，恍惚中好像走进了一个旧日的宅院,仿佛就是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10号小院，正是一株枣树繁花缤纷时节，树下伫立着一位戎装的青年，气宇轩昂，神采奕奕，哦，那不分明就是1935年方大曾亲自题字从前线寄给“母亲大人存念”的照片上的人吗？怎么铸成了一座铜像呢？在铜像的左侧还有一通汉白玉丰碑，碑上面依稀镌刻着方大曾的事迹。在笔者仰视那碑文之际，忽然感到那铜像动起来，并依稀听到了马蹄践地的“哒哒”声，转头一看，那戎装铜像竟幻化成方大曾骑着战马驰骋疆场的英姿勃发的形象,闪耀着真诚、儒雅、温和、健朗的人格魅力与博爱的光辉。我懵懂、晃惑中忽然明白，这真是应了那句俗话“思多结梦”。我遂想：什么时候当我的梦幻变成现实，当是英雄方大曾之精魂回归故里之日，也是民众的记忆转化为“国家记忆”之际。那是为国捐躯英雄的归宿，是他的亲人们所殷殷切盼之幸，是所有爱他、崇敬他的人们的心愿！那也将会是永远使方大曾的精神感召来者，使上善若水泽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