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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的传播与建构

刘 强

2015年09月11日13:44    来源:今传媒    手机看新闻

摘 要:地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资源宝库,而文学作品则是地域文化传播的“形象大使”。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建构出丰富多彩的陕北文化形象,既有居住文化、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等“硬形象”,也有语言文化、民间习俗和人物性格等“软形象”。通过这些文化符号的展示,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和“他者”形象的重构,对陕北文化形象的传播与建构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陕北文化;形象传播;形象建构

一、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形象传播

1.地域文化:文学创作的资源宝库

“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1]”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其素材必然源自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中华大地上蕴藏着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资源,自然风貌、风俗民情、人物性格等各方面差异化的文化存在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不同的文化体验隐藏着诸多持久滋养文学创作的地域元素。对于创作者而言,长期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文化范围中,多年积攒的生活经验促使其有能力驾驭好这些地域文化元素。创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既能得心应手的诠释好地域特色,又能使文学作品更加贴近真实。同时,很多创作者也有传播自身地域文化形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成为其创作文学的动力。

《平凡的世界》(以下简称“《平》”)的作者路遥就是一个对陕北有着极深感情的人。“作为一个在陕北黄土高原上长大的、满熏着农民气质的作家,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对他是那么亲近,那么富有诱惑力。[2]”路遥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表达自己对于黄土地的挚爱之情,其在《平》的封底中就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3]。路遥的生活经验为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整理、加工、提炼和润色,就形成了极具地域风格的文学作品。

2.文学作品:地域文化形象传播与建构的重要载体

文化趋同性使得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强势文化的挤占,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逐渐被蚕食。如何传承和传播地域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传播渠道,在媒介发达的现代社会依然在地域文化形象的传播与建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文学作品从现实文化中提炼出地域文化形象,通过特色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活情境的设定,展现地域文化的精髓,加深对地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

文学作品给地域文化传播带来地理空间上的跨越,促进文化跨地域的传播与交流。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够促使某一地域文化获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认可与接受,促成地域文化的“走出去”。例如老舍对北京市民文化形象的传播,巴金对四川封建家庭文化形象的传播,沈从文对湖南土著文化形象传播,陈忠实对关中家族文化形象的传播,路遥对陕北黄土文化的传播,无一不是将文学文本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通过某些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又给地域文化带来“二次传播”,形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传播的具体呈现

1.陕北文化中的“硬形象”

文化传播中的硬形象主要是指居住文化、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等以物质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化形象。

《平》所呈现的居住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窑洞文化”。窑洞是黄土地上特有的居住方式,它取于自然,融入自然,是“天人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窑洞对于老一辈的陕北农村人来说,不仅承载着居住功能,更是一种精神支柱,是很多人一生的奋斗目标。窑洞的好坏和档次,也是陕北人的贫富、地位和身份的一种象征。因此,支撑着孙少安艰苦奋斗的原动力就是为家里添上几孔新窑洞。打拼多年的新窑建成,对于孙玉厚则是“了却了他此生最大一桩心愿”[3]。

陕北人民将面食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单一的材质变幻出丰富的食物种类。这些主要的食物种类在《平》中几乎都有亮相,馍馍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等多种样式,面条有面条、面片、炒面多种吃法,还有荞面饸饹、油糕等。而饮食文化背后折射的经济差距也极具地方特色,例如学校食堂中“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3]。

在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服饰承载着环境、生理和群体心态特征等千差万别的信息[4]。陕北人的衣着服饰注重简朴、实用、大方,其中最典型就是白羊肚手巾,由于陕北地区多风沙的地理条件,用白羊肚手巾包头可以阻挡风沙,同时还有夏遮晒冬御寒、可擦汗洗脸的好处。而且,崭新的白羊肚手巾裹在头上还能告诉别人日子过得比较舒适。例如,《平凡的世界》中,当金光亮得到儿子金二键要去当兵的消息时,非常得意。“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烟,到村里转悠去了。”[3]此外,陕北人过冬御寒的服饰则主要是羊皮袄,文中描述到“(冬天)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3]。

2.陕北文化中的“软形象”

文化传播中的软形象主要是指语言文化、民间习俗和人物性格等等非物质方式呈现的文化形象。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和灵魂。方言的运用能使小说中的人物更具有神韵,更显得真实,能够使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方言口语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那种直接的亲和关系,同样也在于方言口语本身所携带着的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5]”路遥在《平》中大量运用 “瓷脑”、“婆姨”、“串门子”、“圪崂”、“后生”等方言词汇,不仅展示了陕北方言的特色和魅力,促进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推进,同时呈现出了原汁原味的陕北文化,给地域内的读者带来亲切感,给地域外的读者带去新鲜感。

陕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如民歌、秧歌、剪纸、腰鼓、唢呐、说书等。这些艺术形式是民间文化的魁宝,是研究陕北文化的“活化石”。《平》中陕北民间艺术的展示既是民风民情的真实再现,同时也借以传递出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而陕北地区的婚丧嫁娶和各种节日(如春节和打枣节)则是陕北民间习俗文化最集中的展示舞台,《平》对此也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人具有性格豪爽、淳朴善良、勤劳奋斗的精神特点。残酷的生存环境并不能淹没陕北人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他们坚韧地抗争着,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着眼前“烂包的光景”。《平》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等人物形象成功的融合典型陕北人物性格,他们对现实困境不抱怨、不退缩,在各自选择的奋斗道路上,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在道德上展示出陕北人的淳朴善良,孙少平尽管在外挣钱不多,却也时常惦记着家中的光景,给父亲和妹妹也常有经济上的支援,而孙少安在“发家致富”的奋斗道路中,始终不忘带动乡里乡亲共同致富。

三、《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的建构作用

1.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追逐物质生活的时候却忽略了对精神文化的传承。各种新鲜感十足的外来文化蚕食着地域文化的生存空间,文化趋同背景下的陕北文化也难以逃脱这样的窘境。如果从改善居住环境的角度看,从窑洞搬进商业住宅倒可以理解,但是像秧歌、剪纸、腰鼓、唢呐等陕北风味的文化艺术受冷落却是十分可惜的。

《平》中对陕北文化的细致描述是意义深远的“文化课”,激起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与审视,因而有某种“历史资料”的存在价值。《平》作为文学媒介通过对地域文化的记录与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坚守传统文化本质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以达到地域文化的良性重构。同时,《平》所展现出的传统文化的魅力,甚至会直接给一些读者带来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为文化传承起到现实作用。

2.建构地域文化认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谈到了“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催生出民族国家“认同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人们虽然未曾谋面,但却可以通过传播媒介构建出“休戚与共”的认同感,特别是通过想象性文艺方式建构出来,如“小说”与“报纸”等[6]。个人或群众通过传播媒介中的地域文化形象形成自己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从而形成对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集体想象。《平》中所展现的陕北人豪爽、勤奋的性格特征,独特的居住和饮食,亲切的乡音土语,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这种文化熟识度和亲和力给读者带来极强的共鸣,成为构建陕北人文化认同的基石。例如,在电视剧版《平》热播之后,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校园内就先后挂起了横幅“像孙少安一般去奋斗,像田润叶一样去爱”、“母校:不好好奋斗额捶你呢 学生:害哈兰(知道了)”,这两条横幅就折射出《平》给地域内的人们带来了文化认同感,甚至是文化自信。

3.“他者”形象的重构

地域形象“他者化”建构是媒介社会的必然产物。对地域外的受众来讲,他们具有“真身不在场”的特征,因而对于某一地域的形象感知就是来自各种传播渠道提供的信息基础上进行的想象性建构。而传播渠道中的信息总是会被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加工、重塑和表达,并由此产生一些标准化、模式化和定型化的“他者”形象。

20世纪末,陕北形象在媒介传播中的“他者”形象定型为的贫穷和闭塞,群众思想落后,憨厚老实。而随着陕北能源开发,媒介中的陕北形象成了遍地都是“暴发户”,给人一种文化水平不高,蛮横不讲理的歪曲形象。这种定型化的消极的“他者”形象显然与真实的陕北形象是不吻合的。

《平》中所展现的“他者”形象则是积极的重构。特别是随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在声音和画面的帮助下看到一个更为具象的陕北文化形象,带来了更多积极意义的“他者”形象。孙少平和孙少安的形象塑造让人们看到了不畏贫穷,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的奋斗形象,也看到了淳朴的陕北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共同致富的团结精神。

参考文献:

[1] 茅盾.茅盾全集(卷1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 赵学勇.路遥的乡土情结[J].兰州大学学报,1996(2).

[3] 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4] 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5] 鲍东梅.方言小说的地域性和民间性[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1).

[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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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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