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

编者按：上天总会眷顾那些勤奋追梦的人，多少年来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新闻梦，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夯实着自己的基础。为了实现梦想，他不能懈怠，从未停歇，正是这种执着信念、实现理想的热烈情感和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使他成为当前中国最年轻的传媒学院院长，他就是本期封面人物——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传媒研究，在传媒学界、业界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理念和管理策略，被誉为新闻界的“三栖学者”。多年的实践铸就了他的坚毅，一直坚守的理想和信念，赋予他担当使命和责任的力量。本期让我们走进张志安院长，与读者一同感受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传媒院校院长，如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履行责任和担当，如何用热情和智慧去实现自己的新闻传播教育梦！

张志安：男，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大数据传播实验室主任，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人才。国家网信办网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我国首部政府组织编写的《新闻记者培训教材2013》作者之一。2006年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11年7月起转至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生产社会学、媒介融合与传媒转型、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等。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等课题，主编或撰写出版《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等10余本著作，在SSCI或CSSCI中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曾获中国新闻史学会“首届国家学会奖”之杰出青年奖、第二届全国新闻传播学科优秀论文奖、广东新闻金钟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三等奖及《新闻与传播研究》十佳优秀论文等荣誉称号。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好，张院长！很高兴您能接受我刊的采访！我们知道您以前是在复旦大学任教，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来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两所院校在教学环境及模式上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张志安：你好，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任职最重要的机缘是因为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时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她是财经杂志创办人、中国最知名的媒体人之一。她打来电话邀我加盟，又在上海见了一面，热情和魅力难挡。能有机会跟她共事，深化对中国新闻业的认知、以做企业的效率来办学，对我极有吸引力。到博士，又留校任教，对这里充满感情和感激。去中大主要是被新的平台和事业所感召，既希望通过改变去重新认识和锻炼自己，也希望能参与建设和发展一所新兴的学院。

复旦新闻学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院，积淀深厚、学术超群，办学地点又在国际化大都市，学生聪明灵活、视野宽阔，专业精神很强。教师学科背景以人文社科为主，著名教授汇聚、知名校友遍天下。中大传设学院是年轻的学院，队伍年轻、充满激情，以新媒体为特色，学生专业素质很高，尤其是参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意识很强。教师知识背景文理交叉、多元互补，技术和人文兼顾。此外，复旦的教育重经典、重基础，中大的教育重实践、重前沿。这些都是两所学院的异同。

记者：您去年刚接过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的担子，请问您对未来本学院的教育发展有怎样的规划？

张志安：在舒立院长主政期间，我们迎来院庆十周年，明确了“人文新媒体、融创传播学”的宗旨和特色，这是学院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灵魂”。所谓人文新媒体”，就是要以人文精神来引领新媒体传播和设计人才的培养；“融创传播学”，就是要以新闻传播学为核心、旁涉政治学、心理学、计算机、设计学、艺术学等其它学科，进行融合创新的传播研究。

学院在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改革和创新实践中，看到了新媒体环境下的行业变革趋势：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舆论场”，逐步转变成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公共传播舆论场”。因此，新闻传播教育要在新的行业生态和社会需求背景下进行再定位。

我院的做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细分定位。将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实质上按照新闻传播、政治传播、企业传播、视觉传播的内涵来进行培养；二是实践取向。通过实践平台、实训教学尤其是进行实验教学改革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已初步建成融合新闻采集平台、用户行为研究平台、交互设计平台等三大实验室板块，希望学生在实践中提升技术和人文的双重素养；三是注重批判思维、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的培养。我们鼓励学生通过融合传播来服务社区，通过认识社区来强化对复杂中国的理解，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调查传播和对话来建立公共传播的意识。培养学生的信息判断、信息获取、信息传播能力，是始终不变的教育追求。

以新闻教育为例，我有个想法，应该跳出为机构新闻业培养好记者”的窠臼，转向为更加开放、协同、社会化的公共新闻业培养“好公民”，在培养具有较高媒介素养、专业精神的“好公民”的过程中，自然培育出专门从事新闻传播职业的“好记者”。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必纠结于专业对口率这个问题，不必在意学新闻的学生多少毕业后去了新闻媒体，只要他们对公共新闻业有洞察、理解和认同，不管是在企业微信、政务微博还是自媒体、商业网站、公益组织工作，都是在扮演广义的“公共传播者“角色。

记者：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各媒体的不断融合，现在的媒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贵学院在教学方面做了怎样的调整，以适应当今传媒格局的变化？

张志安：最近，我对实验教学特别重视，这也是传统新闻教育改革的枢纽，是新媒体传播和设计人才培养的引擎。我们整合了原有的音频实验室、视频编辑室、电视演播室、纪实摄影实验室，形成了“内容采集平台”；新成立了大数据传播实验室，运用大数据方法来研究网络舆论和用户性格、网民画像等。然后，又与心理学系共建用户行为和心理实验室，希望教会学生综合运用社会调查、眼动仪、生理仪、大数据挖掘等多种方法来研究受众和用户体验；此外，还升级改造媒体交互设计中心，重点利用实验教学培养学生进行交互设计、视觉表达的能力。

此外，我们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培养模式也与众不同。一般新闻院校的专业硕士，主要增加了业界导师、前沿讲座课程，但培养目标依然聚焦于综合新闻报道，为新闻媒体培养实践型人才。中大的专业硕士，注重精英教育和特色发展，只有两个方向：财经新闻和交互设计。财经新闻硕士，我院跟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学生主要学金融学知识和新闻传播实务知识，有机会听到汇丰商学院的高端课程；交互设计硕士，直接入住媒体交互设计中心，在读期间每个人都有苹果一体机、独立办公桌，在充满设计师文化的空间中边操作、边学习，边思考、边实践。我们真的在想法设法给他们提供最有含金量、最具前沿性的知识，让学生在专业硕士解读期间真正受益。

记者：有人称您为三栖学者，横跨学界、业界、行政三个领域，对您来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您更侧重于哪个方面？

张志安：说我是三栖学者，游走于新闻学界、业界、政府之间，这也许是接地气的具体体现。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立足中国转型社会的语境，从事这个哲学社科领域的研究，必须要关注行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要对关键问题保持敏锐，比如媒介融合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新闻业生态系统重构的趋势、网络舆论场的生态及沟通机制等。

其实，要平衡教书、研究、行政工作三者的关系，确实不太容易，需要付出超常规的精力和心血。对我来说，以前做老师和系主任、院长助理，是教学第一，学术第二，行政第三；现在做院长以后，行政变成了第一位的，因为我要服务、管理、发展这个学院，然后再是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为了服务和管理学院，要牺牲掉很多科研和教学时间，这是建设学院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记者：新闻业生态是您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可否谈谈我国新闻业当今的大环境？是否存在问题？依您对新闻学的研究，您认为，我国未来或者说理想中的新闻业生态环境应该是怎样的？

张志安：今天，新闻业生态变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传统媒体的衰落、网络媒体的兴起，专业化生产的规模在萎缩、社会化生产的实践在扩大，机构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降低、自媒体和平台媒体的生命力在增强。

概括起来，新闻业的生态特征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众权利。传播的话语权从媒体精英、从主流媒体手中，真正转移到受众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受众手中，对大部分传统媒体来说，媒体融合的根本目标就是重新争取受众、实现资讯传播和其注意力之间的匹配关系；二是对话模式。传统机构新闻生产的模式是广播式的、以我为中心、自上而下扩散的，受众是被满足、被启蒙的对象。而互联网带来的生产机制，更加强调新闻生产的开放、合作、透明，强调随时随地“邀公众参与”或“向公众说明”。

目前，新闻业生态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传统媒体为追逐利益打破了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之间的“防火墙”，导致专业主义伦理的滑坡；新闻网站或新闻客户端为追求点击率，不时采用“标题党”的手法来放大局部事实、追求眼球效应；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网络舆论场，无法围绕公共议题、进行理性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凝聚社会共识，由此导致非理性、情绪化的网络舆论往往左右舆论场生态未来比较理想的新闻业生态，应该是自媒体、机构媒体和平台媒体“和谐共生”的格局。一批精英媒体人通过自媒体，在专业领域中进行持续发言或提供观点，创造有价值的资讯，来满足不同领域细分受众的定制需求；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机构媒体，能够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给受众提供优质、原创的报道，还能不断揭露真相、提供深度启发；而类似今日头条”这样的平台媒体，可以通过智能算法、大数据、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手段，给用户提供短平快、个性定制的动态资讯。总之，理想的新闻业生态，既能满足用户对“快”、也能满足对“深”的信息需求，既能提供给他们欲知而未知”的事实、也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未知”的领域，既能给用户提供参与新闻生产的机会、更能通过公共平台的对话生成理性的舆论，从而不断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记者：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传统媒体的转型尝试，包括开通新媒体平台以及新旧传播渠道的关联等，您是如何看待目前传统媒体的转型之路，还有哪些创新及改进之处？

张志安：今天的传统媒体普遍陷入融合转型的焦虑之中，大家在纷纷结合各自资源和实际，寻找转型路径和运营模式。从美国报业的情况看，主要采取付费墙”的运营模式，但真正通过内容收费阅读找到持续盈利模式的媒体非常至少，对大部分报纸来说，其转型是复制的、慌乱的也是不成功的。

目前，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国策”，不仅关乎行业发展，也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长治久安。要解决好中国媒体的融合转型，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面对：舆论场的重构和媒体融合过程中的舆论调适功能如何实现和巩固的问题，新闻生产流程重构和融合形态传播的问题，行业延伸和盈利模式多元化的问题，报业集团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和多元产权及其激励机制的实施问题，原创版权保护和融资、退出、补贴等公共政策规划的问题等。

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绝大部分媒体现在的收入增加和利润增长，靠的都是转场”养“转型”，即在别的行业拓展中增加营收，而非在新闻领域通过数字化转型来获取收入。这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单纯依靠新闻内容的供给，已经很难获得新的商业模式。

记者：三十七岁当上院长，事业上可谓平步青云，那么您在此高度之上，对未来的事业还有何期许与规划？

张志安：毕竟做教授、做学问跟做行政、做官有本质不同，所以，谈不上平步青云”，只能说是“生逢其时”。一方面，中山大学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学院的同事也给予了充分信任和支持。

我选了一个我下辈子都还会再选的职业——做老师，也选择了最适合我的专业——新闻传播学。一个人，能够把兴趣和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幸运的事。因为我热爱这个专业，自然就充满了激情。

现在，我最大的期待是看着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从小变大，由大变强，茁壮成长，充满活力，有高远的目光、坚定的意志、奋斗的激情，逐渐成为中国最具有新媒体特色的公共传播学院。此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希望能在中国新闻业、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方面有所突破，能够真正研究行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在严谨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做出理论贡献、创新乃至思想上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