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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批判与宏观建构: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特征浅析

张铁云

2015年11月30日10:26  来源:视听  手机看新闻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持论与认知,深邃而精辟,恢宏且具象,极大地彰显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思辨特质与价值判断维度,为推进近代新闻事业及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通过重温和研究两位导师的相关言论著述,从“辩证批判”与“宏观建构”两大视域浅析马克思恩格斯论证新闻自由问题的外化特征,欲以此使大众客观而全面、科学而理性地认知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自觉、认真地执行之。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出版自由;特征;辩证批判;宏观建构

时下,伴随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向纵深推进及全球跨文化传播的日益渗透,“新闻自由”已成为各国备受学术界与社会公众热议的话题。受西方思潮感染与裹挟,“纯粹客观报道”、“真正的新闻自由”以及“完全中立的普世价值”等观念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思想界与新闻传播实践中渐行其道,科学理性、客观公正的理论建构与学术阐释式微。作为划时代的伟大精神遗产与结晶,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自由思想历来构成了我国当代新闻事业铸蕴与感化“自由”的价值支撑与灵魂依归。鉴于以往新闻改革中涌现出的“头脑风暴”与理论误区,笔者认为浅析马克思恩格斯论证新闻出版自由的外化特征与视域框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的科学内涵和外延充扩,并深层次上有助于我们在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中祛除疑虑地执行之,打造良性且可持续的媒介生态环境。

一、辩证批判: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价值与发展困厄

“新闻自由”源于欧洲,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恩格斯的持论与认知,深邃而精辟,超越而否定,他们既盛赞了脱胎于资本社会时期的新闻自由在人类实践中所起的伟大历史功用,又批判性地思考了自由发展的双重困厄生态,极大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判断维度与逻辑思辨特质。

(一)历史功用:启蒙人类社会、促进精神发展

1841年12月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报刊制度新规严重禁锢了言论及出版自由,阻滞了国内新闻事业的发展,激起人民的极力反抗。马克思也在《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为新闻自由作战斗性的声辩:“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①(P201)他强烈批判了普鲁士政府的报刊新令,并将它喻为“卑劣的警察手段。”马克思认为受钳制的报刊即为不自由的报刊,“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 ②(P171),只能沦为少数权贵和上流特权阶层的工具,丧失报刊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人民的信任”。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自由报刊与精神发展的关系视域集中论证了出版自由的意义,他指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 ③(P179)这种报刊抛开了官僚的前提和私人的利益,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被马克思赋予社会的“第三种权力”,后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他又将新闻自由的这种权利明确地概括为“舆论监督权”。

(二)发展困束:阶级性与相对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一切道德便无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而失去了“永恒”的色彩,人们都是从自身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实际的经济关系中建构自己的伦理观念。早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中,马克思通过研究参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四个等级构成,就发现社会地位和利益诉求的不同致使每个等级在自由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上产生显著差异。实践证明,利益的多样性与异质化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等级的自由,出版自由的背后总是与某种阶级的利益渗透交织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列宁批判得更为直白。1921年,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给格?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论述道:“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④(P85)严厉驳斥了西方新闻界标榜、鼓吹的超阶级的自由,并果断采取措施禁止反动势力利用媒介妖魔化政府以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在阐释新闻自由的相对性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又赋以哲学的高度和理性的眼光,反对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的自由。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统一体中每一事物都构成他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与限制性条件。这里,须知马恩主张的“相对性”意旨为将自由置于真正的新闻出版法律管辖之下,而普鲁士政府式的腐朽报刊制度只是徒具法律的外在化形式,并非真正的法律,相反,在实践中却蜕化成了限制言论及出版自由的僵死条框。在马恩看来,只有新闻出版法才是推进和保障新闻自由所需的真正法律,新闻自由只有置于这种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法律规范之下,才是“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 ⑤(P176)这一事实鲜明地告诉我们产生条件的受动性与生长环境的社会化从根本上规定了新闻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脱离了法律有效规制的自由得不到健康、持久的发展保障。虽然,恩格斯晚年曾多次使用“绝对化”语词以论证“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但须理解恩格斯所称的“绝对”与“自由”只是政治、法律与社会意义上的综合概念体,归根结底是政治概念并非哲学概念,“政治自由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它不是在实践中解决哲学问题,而是用哲学方式解决实践问题。” ⑥(P302)其实,在1844年恩格斯对出版自由已作出定断:“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 ⑦(P695)这里,他把自由的表现形式和文本内容统括界定于公民利用报刊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显然是以政治和法律视野为出发点的,目的在于借此口号唤醒市民对封建压制的反抗意识及大规模地争取自由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因此,此处的“自由”在内涵和逻辑上并未带有哲学概念强烈的必然性和绝对性。那种罔顾内容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特殊语境分析,从形式上武断地截取“绝对”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不科学的,不能简单地根据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割裂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自由认知与评判的同质性和吻合度。

要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证脱胎于西方近代化进程中的新闻出版自由时,首先寄予了赞美之情,高度评价了其在反抗封建贵族压制和舒缓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等方面所彰显出的不朽价值,同时也批判性强调出在人类道德领域不存在超阶级、超历史的适用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永恒自由体系以及善恶观念,“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⑧(P435)毋庸置疑马恩之于新闻自由的论证理路与思维方式是辩证否定、扬弃相联的,既赞美又批判,既肯定又否定,主张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趋进中,新闻自由将迈向更加高级、更加完美的形态。

二、宏观建构:新闻自由迁变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性

对哲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的浓厚兴趣、深邃思考与伟大建树,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自由问题时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和能力。笔者认为,“宏观建构”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仅体现在二者从“媒介生态”的视角分析新闻自由的普遍表现形态与大众报刊的社会化功能之间的关系,更表现在他们还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和社会现实的宏阔背景出发考察了新闻自由迁变轨迹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媒介生态:新闻自由发展动机与人类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近代自由观念源于人类社会早期的简单商品交换,即占有两种不同物品的双方通过某种等价协议实现交换,满足各自的需要,这时双方的地位是平等而自由的。马克思将之称为人类自由精神的最早雏形。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推动商品交换迈入一个新阶段,但问题也接踵而至:以简单笨重之物为代表的一般等价物具有很大的不固定性和磨损性,如果某种充当交换介质的物品并非自己所需或有所损坏,买卖便无法顺利进行;只有通过不同足值的介质,经过多次转换交易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从实践意义而言,这时的“自由”在人们心中已经打折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般等价物固定在了货币上面。货币凭借其天然的优势,使人们在商品流通中可以“任意地”把自己手中的剩余产品兑换成货币,同时又可以通过货币中介“任意地”换取到自己所需的等量物品,人们交往的自由度被无限地扩大了,人类简单的自由意识产生了。因此,自由观念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确认,是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之后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反映。” ⑨(P10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既催生了自由,又需要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建立一种机制以保障商品自由流通和交易顺利完成,否则市场就面临垮塌的危机,而新闻出版自由就是这种主导性上层建筑体制在新闻领域的投射。所以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权是本阶级原始目的和资本主义社会化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概括而言,新闻自由的迁变发展在本质上都是受当时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以及该时期统治阶级的主流利益与价值规范制约的。

(二)高屋建瓴:新闻自由发展表征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路径之间的关系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依据人在社会中的发展地位和状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归属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态中,个体摆脱人的生产能力在孤立的范围和狭窄的地点有限发展的原始状态,从自然形成的各种关系中解放出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但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事实从根本上制约着资本社会发展条件和动力的被动性,也决定了人的独立性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和资本才能生存。因此,在马恩看来,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人类自由追求的终极状态,只有到了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时旧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消灭以及生产力的极度飞速发展创造出无限丰富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个人才能彻底摆脱物的依赖性和某种规定性,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和独立运动的条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进而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真正到达人类自由愿景。由是观之,人类近代社会的生产实践不仅蕴含了自由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动机,而且还决定着自由思想迁变所能到达的广度与深度,后者内涵与形式的演进过程直接透射出前者的发展路径。这就是为什么说虽然媒介技术的创新进步弱化了肇始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自由之不可避免的时代“粗放印迹”,但“自由”发展空间与表现形式的偏狭性却始终未改变或逃离私有制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根源。一言以蔽之,新闻自由的阶段性内涵与特征演化在根本上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相吻合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具有理论的必然性和现实的期待感。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媒介生态的视域考察新闻自由产生发展动机与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还是高屋建瓴论证新闻自由发展表征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轨迹之间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大处着眼从事研究分析与呈现结论发现的。“宏观建构”无疑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阐释和论证新闻出版自由的显著特质。这种将新闻自由置于媒介生态视域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做法超越了人类历史许多的思想家与理论家,使观察与分析问题的维度由孤立、偏狭走向多元、鲜活,丰富、展拓了人们的认知能力与范围,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而准确地把握和领略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的科学内涵与核心品质,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指导价值。(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 ②③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卷.

④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2卷.

⑥C·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3.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卷.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卷,1995.

⑨展江.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西部项目“马克思、哈贝马斯和麦克卢汉的传播观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XJA860001)。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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