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类型与信息辨别力

随着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普及，“民间舆论场”也成为一个热词，与之相对应的是以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为传播平台的“官方舆论场”，两者被诸多文章定义为一种互不兼容的对抗性关系。具体来说，“民间舆论场”指的是大众运用微博、论坛、QQ、博客等渠道议论时事而形成的网络舆论场。将“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作为二元对立关系论述的一个误区是假定网络上的“民间舆论场”是整齐划一的铁板一块，但真的是这样吗？本文从网络舆论场中网民类型与分布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同时，考察网民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不同类型网民对信息的辨别力，以及网民的接触渠道对其信息辨别的影响，采用网络调查方式，通过全景调研助手从样本库中随机抽取了北京、上海、四川、广东四地网络样本3696份。

网民类型及其所占比例

对网民类型的分析从网民的活跃度和信任度展开，将其置于二维坐标系形成四个类型：活跃的拥政者、沉默的拥政者、沉默的批评者和活跃的批评者（如图1）。活跃度测量指的是网民在网络新闻后写评论、发微博、发微信朋友圈、在微信群中发言、发QQ空间、QQ群发言、论坛发帖、博客8个方面使用情况的总和。政府信任度指对政府、政府官员两方面的信任情况进行评价的总和。通过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不同类型网民对政府、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分别为17.4%（活跃的拥政者）、30.3%（沉默的拥政者）、28.9%（沉默的批评者）、23.4%（活跃的批评者）。在活跃的批评者中，四川占比例最高，为31%，其次是北京，为30.1%，广东为26.9%，上海为24%。

网民信息辨别力差异很大

调查问卷中关于网民信息辨别力的测量是选取了10条真假混杂的网络信息，每条判断正确的记为1分，错误的记为0分。网民判断的正确率如图2所示。将10条信息的判断得分相加后，考察地区分布发现，大都市的网民分数高于其他省份。具体是北京和上海地区的网民分数均为4.96分，高于四川的4.68分和广东的4.65分。

沉默者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高于活跃者

对四个维度网民的信息辨别力考察发现，沉默者（沉默的拥政者、沉默的批评者）的辨别力显著高于活跃者（活跃的拥政者、活跃的批评者）（如图3）。

微博的使用对网络信息辨别力有着显著性正影响

将人口变量和网民类型作为控制变量，将网民的媒介接触作为自变量，将10条信息判断正确率相加作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探讨发现，微博、论坛、“翻墙”看国外网站这3种方式的媒介接触和网民的文化程度对信息辨别力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微博的使用对信息辨别力有着显著性的正影响，论坛、“翻墙”看国外网站这两个变量是负影响；同时，文化程度是正影响（如图4）。

“民间舆论场”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活跃的网民中，不信任政府的有近四分之一的比例，信任政府的比例近两成。也就说是，网络上的所谓“民间舆论场”像社会一样至少是二元的，不能以简单的一个角度来看待。

网民对信息的辨别力差异很大，高的有近八成的正确辨别力，但低的只有不到两成的正确辨别力。对于不同类型信息的正确辨别力是值得下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否与传统新闻学研究的那样，民众更倾向于相信接近自己生活的新闻，网民对信息的辨别力有哪些类型上的差异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有趣的一点是活跃的网民总体上比不活跃的网民对信息的辨别力低。这点似乎与我们的常识不一样。也许正如社会心理学认知资源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活跃会消耗认知资源，反而影响了判断力。或从自身认知理论来分析，活跃用户因为肢体语言、网络的表达积极性等较多，认知判断更趋向感性。但这些都只是假设，对此问题可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微博的使用对网络信息辨别力有显著性正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微博是谣言粉碎机”的说法。对此问题的解答，也许可以从霍夫兰的“两面理”来解读，因为网民在微博上能够得到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进而有助于其对信息真假的判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微博具有“自清功能”，是与“两面理”相同的解释。如果关于一起事件的消息，只有一个人在微博上发布，那我们既需要质疑他的身份，也需要质疑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但是，如果一起事件拥有多个目击证人，大家同时借助微博发布信息，那么彼此之间的不同看法则会形成补充，所以我们才说，在微博上“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真相的披露者，人人都有发言权”。喻国明将微博带来的事件还原效应称为“无影灯效应”（或“手电筒原理”）。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有不全面之处，就好比每一盏灯都有“灯下黑”，但当所有知情人的观点汇聚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可以再现事实的真相。

结合学历越高对信息的辨别力越高的发现，在封闭的微信平台上，学历往往成为区分一个个微信群的重要变量，也就是活跃的微信群往往是学历接近的群体。对信息辨别力整体上低于高学历人群的一个个低学历微信人群，他们的信息辨别力是否受到微信平台的封闭性影响？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本文系《传媒》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