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曾与我的父亲范长江

首先，我要感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这次很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也感谢中国记协对这次会议的支持。刚才中国记协国内部殷陆君主任也做了发言，更要感谢冯雪松老师在16年的时间里，做了艰苦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小方的失踪已经是7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要把他的事迹寻找出来，把他过去不为人知的事情能够挖掘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但是冯雪松老师做到了，这个让我特别感动。

前些天，冯雪松老师告诉我北京大学要举办一个关于方大曾的学术研讨会，我虽然没有时间作准备，还是决定来参加这个会，因为我父亲范长江和方大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和同事，我非常愿意为宣传和“寻找方大曾”的事出一点力。

我父亲和小方相识是在1936年夏天，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经我父亲介绍小方成为了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

我父亲在抗战初期主编的几本战地通讯集中都收录了小方写的文章。在1937年11月出版的《西线风云》一书中收录了小方的二篇文章：《从娘子关出雁门关》及《血战居庸关》。在1938年9月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卢沟桥到漳河》中又收录了小方的三篇文章：《保定以北》、《保定以南》、和《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在1938年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的《沦亡的平津》一书收录了小方写的：《前线忆北平》，封面写的是：“长江小方等著”，版权页上：写著者长江和小方，主编者是长江。

小方的这几篇文章都很有特点，非常精彩。他不仅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最前方报道了战况，（例如：《血战居庸关》），还在许多文章里就他看到的许多问题提出了切实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例如：救助伤员问题、发动民众问题、打击汉奸问题等等，就连29军战士只配备了大刀而未配备铁铲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前线忆北平》一文中，对北平的沦入敌手，字里行间表达了深切的沉痛心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他还冒着危险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据著名记者徐盈回忆，小方还把他拍的一些照片复制后准备给徐盈。

小方在1937年9月18日在河北蠡县寄出他的文章《平汉线北段的变化》，9月30日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我父亲在1938年9月13日写的《忆小方》一文中曾提到：“在他由蠡县给信与他邯郸的亲戚时，明白提到：‘我仍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原来长江给我的任务！’”我父亲在这篇文章中写到：“被人叫为‘小方’的方大曾先生，在我们朋友心里占据了很重要地位。”“卢沟桥事变了，在卢沟桥长辛店保定一带，我们又常常碰头，他的工作情绪愈来愈高涨，身体也愈来愈结实。北方的夏季，他穿着短裤衬衣，自己带着他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汉路前线不断地突击。他那诚挚、天真、勇敢、温和的性格，博得各方面的好感。”在文章的结尾处，我父亲写到：“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非常事变，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多尽些力量。”虽然小方失去消息一年了，我父亲仍然相信并期盼着小方“不会有问题。”

时间又过去了五个月，1939年1月，在我父亲为“青记”常务理事会写的一篇总结报告中就在前线和敌人后方“无数可歌可泣的新闻战士和新闻事迹”共列举了28个人的名字和事迹，方大曾名列其中。他是这样写的：“保定战争时，前大公报战地记者方大曾（小方）为了写“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一文，冒险北进，后保定失守，他逃至蠡县，仍向后方来信说：‘仍当继续北去，以达成最初的决定。’，因而造成了我们可爱战士一年多的失踪。”表达了我父亲对于小方“失踪”的无限惋惜和思念。

1941年，我父亲写作长篇连载：《祖国十年》，他在《未成功的杰作》一文中再次提到了方大曾。他是这样写的：“我们一位很有希望的同事方大曾（小方）先生特为此自石家庄赶往保定，欲追随卫立煌部队，为报纸写：‘永定河上的游击战争’。因为在当时我们的预料中，在永定河上游，内长城青北口一带，如果双方进行大战，是非常雄伟的场面。万分不幸的是卫之远征落了空，而方先生亦因此失去踪迹，至今四年有余，仍然下落不明！”说明四年来我父亲仍然思念着自己的战友，没有忘记小方，只是“下落不明”，对他生还还抱有一线希望。

据母亲回忆，父亲到解放以后还利用一切机会，不断地打听小方的下落。

冯雪松老师为寻找“失踪”的方大曾化费了许多心血，用16年的时间发掘出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史料，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把一个78年前为国捐躯的年仅25岁的战地记者的高大形象复原后展现给读者，我深受感动。在我们目前价值观扭曲的现象十分严重的今天，无论是对新闻界还是对整个社会，冯雪松老师都是作了非常有益的一件好事。在“追星族”心目中又多了一位高大帅气、英姿勃发的明星—战地记者，中国的罗伯特·卡帕—方大曾！

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系范长江先生的长子，此文系2015年12月5日在方大曾及抗战报人学术研讨会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