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輿論的對峙、理性與話語暴力【2】

二、回歸公眾輿論的理性

在西方，公眾輿論歷來以訴諸真理為己任，如果出現錯誤只是誤傳或不知情的結果，決不會惡意挑唆和辱罵。公眾輿論的主體是公眾，公眾的出現標志著社會的巨大進步，開辟了表達意見的場所，打開了民主的天窗。思想啟蒙時代從“公眾”中引申出的含義就是“理性公民的主體”。隨著社會的變遷，公眾意見成為大眾意願的集體發聲，最有力的表達場所就是新聞媒體。今天我們的網絡，遠遠超過傳統媒體的輿論空間，但許多聲音外表浮華，缺乏內在、縝密的思考，群罵、攻擊、侮辱此起彼伏，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它都違背了公眾輿論的本性。

早在中世紀，阿奎因、馬爾密斯布裡以及稍后的馬基雅維裡等思想家就開始強調“公眾輿論”的肅穆與求索，“公眾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也在這一時期流行起來。到17、18世紀，公眾輿論的影響越發強大，帕斯卡爾、伏爾泰、霍布斯、洛克、休謨甚至莎士比亞和台姆坡等人的著作都強調公眾輿論的理性，要求政府對其尊重。當時的法國總理奈克爾指出，輿論“是一種無形的力量，隻有傻子、純理論家、道德哲學學徒才不懂得在他們的政治事業中重視輿論”。﹝5﹞貝克對18世紀晚期的法國作出了這樣的評述：“比起某種發散的社會學的指示物，‘公眾意見’更像是一種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建構物。”﹝6﹞

公眾輿論在歐洲長期的發展中，同樣要經過社會討論才能形成，而不是一哄而起的即興表達。它出現的前提是：1.公眾和公民的出現﹔2.公民有權表達自身的想法﹔3.公眾廣泛參與相關問題的討論﹔4.得到大眾媒體的支持和廣泛傳播﹔5.人們富有輿論道德，在討論中主動放棄不當意見而去認同正確意見。為此，泰勒寫道：“公眾意見，如我們先前所想的，不是個人意見的集合，盡管其中一些內容是我們本能認同的。它是經過爭論和討論之后得出的意見，並且被我們接受為某種常識。”﹝7﹞在歐美學者看來，公眾多是“有能力影響政府行為的人群”，“因他們的作用而使政府改變行為”，或者是“效忠國家者”和“樂於關注新聞和消息的人”。﹝8﹞這樣的公眾及公眾輿論是社會文明的標志，這樣的輿論才有矯正政府決策的作用，大放厥詞或網罵是起不到這種效果的。

西方輿論調查表明，從組織化團體的角度看，鬆散的公眾與政治層級的公眾常常重疊，構成社會分層的話語背景。在公眾之間除了利益糾葛，還有風俗和刻板印象。任何人想了解公眾意見，必須先了解它的社會層級、利益所在和刻板印象。無論是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公眾、主要的和次要的公眾，還是強大和無力的、賢明和愚蠢的公眾，一旦他們的話語踐踏了理性，就會遭到大眾的鄙視，被公眾輿論排斥在外，更不會得到喝彩。以嚴謹的輿論調查確定公眾輿論的類別和想法，按照理性曲線探索人們的嚴肅思考，能夠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在消費市場中，公眾輿論調查的應用更為廣泛，從企業、商家、大眾傳媒到政府的經濟部門，都通過輿論調查獲取有價值的見解。遇事不加思考和認真分析，快意於一陣痛罵，不可能為社會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