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式观”看真人秀电视节目与名人文化【6】

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好声音》的三个阶段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所有的参赛者都是突然的从他们四处分散的生活地点聚集在一起。例如，《中国好声音》第一赛季的冠军梁博原本是吉林艺术学院的大四学生。他参加《中国好声音》节目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充满挑战与压力的“阈限”阶段，而他击败所有其他参赛者并获得《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则意味着他完成了他的身份转变：从“平凡人”变成了“非同凡响的人”。到此时，他进入了“重新整合”阶段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人秀电视节目能够被视为是一个从“普通人”转变到“名人”的平台。而特纳提到的在“阈限”阶段中产生了一种“团体型群落”则可以理解为节目中所形成的集体情感。也就是说，无论是台上的表演者还是台下的观众都产生了一种共存感。在欣赏节目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群体，社会阶层差异也在此期间中消失。

（三）仪式机构（Rites of Institution）

不同于特纳，布迪厄（Bourdieu, P.）更加关注于仪式“边界”的研究而不是仪式的阶段。在《语言与符号权利》中，他提出为了发展仪式的研究，学者们应该关注仪式的社会影响及仪式边界的意义[13]。

他创造了另一个术语“仪式机构”（Rites of Institution）来描述“机构”将主体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转变过程合法化的现象。对布迪厄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转变的过程而是边界确立的过程。他声称“仪式机构”的职能是“......按照看似自然本质的属性来分配其社会性质的属性... ...”。仪式机构致力于使人们了解现存的规则及差异并且毫无疑虑的接受这些原则[13]。此外，为了更好的了解社会，人们应该关注仪式机构的“象征功效”（symbolic efficacy）通过作用于现实的重新呈现而产生影响。布迪厄认为机构建立边界并对人们的行为有神奇的力量：人们一旦被标记后，便总会根据自己的等级来采取相应的行动以避免贬低身份[13]。换而言之，仪式机构使机构内的人按照自己被认定的身份以及地位来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布迪厄（Bourdieu, P.）认为边界的功能是防止某一领域内的人逃跑或者贬低自己，机构的作用也是阻止人们跨越边界。将布迪厄的理论运用于真人秀电视节目，很明显，他的论点并不是很合理。因为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中有无数的人跨越了界限并完成了状态的转变。或许应该说，边界的功用并不是用来防止物体的状态转变而是用来使社会个体的社会等级变得更加的自然。与此矛盾的是，布迪厄还认为分类的实现是通过机构来完成的。他对“机构”的权利做了生动的阐释：神奇的社会行为如婚礼或割礼，职称或学位的属性，爵士爵位的授予，办事处，职位和荣誉的任命，质量标签的属性或者签名或首字母的认证都是通过机构赋予相应的含义以使这些行为被整个社会或公认的机构所承认从而能够有相应的功效。从这点出发，实现类别划分的能力能够被理解为机构的权利。人们之所以愿意通过不同的媒体展现自己，也就是因为媒体能够被视为有着将主体在不同领域间的转变过程合法化的机构。《中国好声音》中的普通参赛者以及《我是歌手》中的资深歌手都清楚的意识到媒介机构的能力，并希望通过参与节目将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更具体的来说，《中国好声音》中的普通参赛者希望得到一定的曝光度并借助于媒体机构得到“名人”身份。而《我是歌手》中的资深歌手则希望恢复知名度并修复他们逐渐削弱的名人身份。总而言之，真人秀节目的参赛者强化了媒体机构划分人们类别的能力并使身份转变的过程变得透明化及自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