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式观”看真人秀电视节目与名人文化【7】

（四）媒介仪式

在涂尔干、特纳、布迪厄等学者仪式理论的基础上，尼克?寇德瑞（Couldry, N.）围绕着媒体行为的仪式层面发展了更加具体的理论。他创造的术语“媒介仪式”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认识仪式与媒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上。媒介仪式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社会有一个中心”，媒体能够通过重现现实将人们带到“社会的中心”[13]。他认为媒介仪式是围绕着与媒体相关的分类及界限而组织的正式化的行为，其表演的框架或暗示着与更广泛的与媒体相关的价值观相联系。它涉及媒体空间中进行的仪式化行为，确认社会阶层的合法化过程，媒体与非媒体世界及媒体相关的类别之间的界限存在。

此外，寇德瑞（Couldry, N.）认为在媒体饱和的当代世界中，人们不能忽视“仪式”与“象征性权力/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之间的关系[13]。如他所陈述的那样，媒体机构被认为是具有重现社会现实的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分配社会权利；换句话说，这也正是媒体机构的“象征性符号权利”的体现。“媒介化中心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mediated centre）诠释了媒体作为一种“机构”的“象征性符号权力”。它暗示着媒体与社会的“中心”有着“特权关系”。媒体的重现使媒体当中的事物与媒体外的事物之间的等级差异自然化。而且，媒体机构的“象征性符号权利”强化了媒体的特殊地位。

将媒体行为视为与仪式相关的行为，寇德瑞（Couldry, N.）对真人秀电视的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首先，他对真人秀电视节目所声称的“呈现现实”表示怀疑。他提到了另一术语：“现场感”（liveness）。“现场感”的“仪式”意义暗含了媒体所声称的将人们带到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里。寇德瑞指出真人秀电视节目所宣称的“呈现现实”跟“现场感”的意义一样。真人秀电视节目“呈现现实”的主旨突出了“媒体是将人们带入现实的特权接入点”这个假设。除此之外，他认为真人秀电视节目中的普通参赛者展现了他们想要进入“社会中心”并逐渐转变成“名人”获得更高身份地位的诉求。所有的这些现象似乎都论证了媒体作为划分社会分类并强化“普通人”与“名人”之间界限的“象征性符号权力”。

《中国好声音》中的普通参赛者可以被视为“呈现真实”的确认，并能够展现出从“普通人”到“名人”这一身份改变的过程。通过强化“媒体中世界”与“媒体外世界”的等级差异，真人秀节目似乎将参赛者带入了“社会的中心”并逐渐的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在他们参加这个真人秀节目之前，他们微不足道；然而参与节目之后，他们似乎走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中。但是，寇德瑞认为真人秀电视节目中普通人逐渐名声大噪的过程并不是显示媒体的民主功能而是展现了媒体产品生产过程的“去神秘化”。

此外，《我是歌手》中资深歌手的参与也使“媒体化的社会中心”这个假设自然化，即：继续节目中的表演比淘汰出局更加有意义。所有的参赛歌手都竭尽所能的给观众带来完美的表演希望获得更多的现场观众投票，从而不被淘汰出局继续留在节目中表演。《我是歌手》中的参赛歌手黄绮珊很好的诠释了媒体将人们带入“社会中心”的宣称。在参与该节目之前，她仅仅为音乐行业中的少数人所知，然而参加节目后，几乎全中国所有的人都通过每期一首歌的时间知道了她的存在。真人秀电视节目肯定了媒体将“名人”重新带回“社会中心”并且以无意识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修复其日益衰退的名气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