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的对峙、理性与话语暴力【2】

二、回归公众舆论的理性

在西方，公众舆论历来以诉诸真理为己任，如果出现错误只是误传或不知情的结果，决不会恶意挑唆和辱骂。公众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众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的巨大进步，开辟了表达意见的场所，打开了民主的天窗。思想启蒙时代从“公众”中引申出的含义就是“理性公民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公众意见成为大众意愿的集体发声，最有力的表达场所就是新闻媒体。今天我们的网络，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舆论空间，但许多声音外表浮华，缺乏内在、缜密的思考，群骂、攻击、侮辱此起彼伏，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都违背了公众舆论的本性。

早在中世纪，阿奎因、马尔密斯布里以及稍后的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就开始强调“公众舆论”的肃穆与求索，“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也在这一时期流行起来。到17、18世纪，公众舆论的影响越发强大，帕斯卡尔、伏尔泰、霍布斯、洛克、休谟甚至莎士比亚和台姆坡等人的著作都强调公众舆论的理性，要求政府对其尊重。当时的法国总理奈克尔指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只有傻子、纯理论家、道德哲学学徒才不懂得在他们的政治事业中重视舆论”。［5］贝克对18世纪晚期的法国作出了这样的评述：“比起某种发散的社会学的指示物，‘公众意见’更像是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建构物。”［6］

公众舆论在欧洲长期的发展中，同样要经过社会讨论才能形成，而不是一哄而起的即兴表达。它出现的前提是：1.公众和公民的出现；2.公民有权表达自身的想法；3.公众广泛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4.得到大众媒体的支持和广泛传播；5.人们富有舆论道德，在讨论中主动放弃不当意见而去认同正确意见。为此，泰勒写道：“公众意见，如我们先前所想的，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尽管其中一些内容是我们本能认同的。它是经过争论和讨论之后得出的意见，并且被我们接受为某种常识。”［7］在欧美学者看来，公众多是“有能力影响政府行为的人群”，“因他们的作用而使政府改变行为”，或者是“效忠国家者”和“乐于关注新闻和消息的人”。［8］这样的公众及公众舆论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这样的舆论才有矫正政府决策的作用，大放厥词或网骂是起不到这种效果的。

西方舆论调查表明，从组织化团体的角度看，松散的公众与政治层级的公众常常重叠，构成社会分层的话语背景。在公众之间除了利益纠葛，还有风俗和刻板印象。任何人想了解公众意见，必须先了解它的社会层级、利益所在和刻板印象。无论是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公众、主要的和次要的公众，还是强大和无力的、贤明和愚蠢的公众，一旦他们的话语践踏了理性，就会遭到大众的鄙视，被公众舆论排斥在外，更不会得到喝彩。以严谨的舆论调查确定公众舆论的类别和想法，按照理性曲线探索人们的严肃思考，能够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在消费市场中，公众舆论调查的应用更为广泛，从企业、商家、大众传媒到政府的经济部门，都通过舆论调查获取有价值的见解。遇事不加思考和认真分析，快意于一阵痛骂，不可能为社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