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报时代,报纸“开天窗”的外延又有所扩展,即不再是一种抗议的手段,而是在刊有违禁内容的报纸无法收回的情况下,为了配合有关方面的要求,而在电子版(图形版或PDF)上进行技术处理,将违禁内容直接删除,留下空白,形成虚拟的“天窗”。很显然,从“开天窗“的性质上来说,这种做法已不是“抗议检查”,而是“配合检查”或者“屈从检查”,是一种“被开天窗”。
2009年4月28日,曾经报道“400多万别墅大火”的《钱江晚报》、《都市快报》等报纸的电子版,因为删除一篇涉及某市公安局长的报道,相关版面集体“被开天窗”,也就是集体删除报纸上已经刊登的稿件,次日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
还有的报纸将“开天窗”作为一种引人注意的手段。2013年底,法国的《解放报》在巴黎摄影博览会开幕当日“开天窗”,表达了“没有新闻摄影,报纸何其枯燥”的含义。
但是,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开天窗”,其实质都是未能正常地履行媒体的告知功能,因此被视为“对公众新闻依赖的剥夺”。[3]以广告创意和读者参与为目的的“开天窗”当不在此例。
至此,可以给“开天窗”下一个较为完整的新定义了。报纸“开天窗”,是指因为新闻检查被迫抽去稿件,或者为了吸引读者参与或广告创意,而在版面上留下的成片空白。因为看起来形同建筑物的“天窗”,故名。在网络时代,报纸电子版“开天窗”,则是被迫在报纸发行后,删除电子版上的违禁内容,从而在版面上留下空白。“开天窗”既是一种版面语言和吸引受众的视觉策略,同时也蕴含着媒体与权利博弈的政治意涵。
“开天窗”的权利博弈和政治意涵
虽然前文将“开天窗”的外延扩大了,但是不可讳言,“天窗抗议”(blank page protest)仍是报纸“开天窗”的基本功能。在近现代的中国,报纸“开天窗”的政治意涵往往被解读为:“它预示政治上将出现万马齐暗的可悲局面, 统治当局正在堵人民的口, 使人民不能利用报纸这个大众传播媒体正常地表态说话了。”[4]
这种抗议新闻检查的功能,在近现代的中国报业史上屡见不鲜。民国时期的《西安晚报》,仅1939年前两个月,开“天窗”就达4 次之多。[5]其实,在“万马齐喑”的政治环境下,“开天窗”不仅在报界流行,也是文艺界的一景。鲁迅在《花边文学》一书中曾感慨道:“1934年不同1935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
以“开天窗”闻名报界的,莫过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1941年1月6日,该报因连送两篇社论被扣,便在当天社论位置“开天窗”,并有“抗战第一!胜利第一”8个大字;1941年1月18日,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闻和评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禁止发表,便在头版“开天窗”,并刊有周恩来所题写的题词和诗句。3月7日,该报又刊出《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标题,正文部分则“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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