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报道中的冲突框架研究【2】

四、讨 论

1.媒体呈现的“社会热点”。 媒体呈现的社会热点与现实情况有相同的，比如“司法不公”问题。媒体呈现的社会热点也存在着同现实情况有差异的情况。一方面，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热点，在媒介世界中不太突出。比如“民生问题”，在社科院2001～2010年的《社会形势与分析与预测》中几乎每年都在重点强调民生问题，但是在媒体报道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民生问题没有那么突出。一方面，媒介世界中突出的一些问题，现实世界中也似乎没有那么“热”。比如 “腐败问题”，在最近4年的《社会形势与分析与预测》中，已经不再提及。媒体呈现的社会热点与现实情况产生差异的原因，值得后续的研究。

2.媒体呈现的“冲突双方”。在媒体的镜像中，主要呈现的社会冲突的双方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为一方；“农民劳动者阶层”和“未知名阶层的民众与其他”为另一方。媒介再现偏向于“官民冲突”。这与郑杭生、李培林、吴忠民等学者对现实的判断是相符的，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官民（干群）矛盾，比较突出[15]。值得注意的是，与普通民众直接接触较多的“办事人员阶层”参与冲突的情形，不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这和于建嵘所提到的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的“上移”趋势是相对应的：民众对具体工作人员的不满，上移到对某一级政权（如县乡级）的不满，并可能继续上移[16]。此外，研究还发现在媒介镜像中：其他阶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冲突并不突出；代表政治资本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也未结成“精英联盟”[17]。在本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一些细节特征还不明确。比如在社会冲突中，政府是作为抗争要求所针对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或第三方存在。这些细节特征值得继续研究。

3.媒体呈现的“冲突策略”。媒介呈现的冲突策略中，冲突主体倾向于诉诸“暴力”，客体主要采用是“非暴力”策略，两者恰恰相反。这种情况也是和现实情况吻合的。裴宜理曾指出，中国民众的抗争活动与西方社会运动最根本的一点区别就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18]。也就是说，在中国，民众的抗争活动大多都在现行的规则框架内进行，他们所依靠的武器是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民众的抗争没有突破现行的规则。李连江、欧博文也对此做出了“依政策反抗”、“合法性反抗”的论述[19]。但是，媒体呈现的“非暴力抗争”的细节还有待后续研究。比如媒介展现出来的民众抗争的“常见剧目[20] ”有哪些？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合？

4.媒体呈现的“冲突原因”。媒介呈现的社会冲突，主要源于利益。而主要的利益因素，为物质利益。这与李培林对现阶段社会冲突的解释是吻合的，即现在的冲突主要是利益冲突[21]。另一方面，媒介呈现的社会冲突，其中情感性因素比较突出，尤其是愤怒和对政府的信任缺失。媒体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发挥自己的“安全阀功能”，值得我们深思。

5.媒介呈现的冲突后果。媒介呈现的社会冲突，对于冲突双方来说，后果是严重不对称的。对民众一方来说，他们承担的是一些比较严重、较难恢复的伤害，比如精神伤害、经济损失与赔偿、失去生命、身体伤害、个人自由受影响（拘禁、判刑）等；而对官员一方来说则轻的多，比如个人名誉、地位或职位受影响、经济损失与赔偿、道歉、供认、悔恨、许诺等。

媒介在呈现冲突对个人影响的同时，也强调了冲突的社会影响。短期来看，公众表达了对冲突“真相”的关注；长期来看，这种关注的持久性值得怀疑。对政府来说，无论冲突是否得到合理应对，此类冲突都可能导致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作者系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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