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的仪式传播与文化认同【2】

三、节日仪式传播对核心凝聚力的构建

（一）节日仪式传播对互动模式机制的构建

功能主义者迪尔凯姆在《基本形式》一书里指出，宗教崇拜实际上是社会崇拜，这种崇拜有赖于把神圣性灌注于社会力量之中，借此规制社会成员，并通过仪式设定在情绪上对之加以把握。

迪尔凯姆指出，团结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基本行为机制在于仪式的设定，由此来集中人们的注意力、刺激其感情并塑一非普遍的团结感。后来的学者在他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意识到，仪式传播是创建与维持互动模式的关键机制。

兰德尔·柯尔林在互动仪式理论中提出：仪式传播可以增强受众的道德感，通过互动，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尊重群体符号，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与此相伴随的是由于违背了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或不得体的感觉。受众在仪式互动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一系列的情感变化。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通过多媒体联合互动，线上线下完美配合，形成了互动机制。现场敬献鲜花与线上“为他献花”相互配合；形成了“天地共此时”的神圣场域。通过互动，公祭仪式的所有参与者融为一体，共同感受着历史的悲情与精神的慰藉。

（二）节日仪式传播的对文化认同的“培养”功能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播学者G·格伯纳等人就提出了培养理论。培养理论的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受众对世界的认知，进而影响受众对世界的判断以及世界观的形成。

格伯纳的研究是以电视媒介为代表来进行的。而电视媒介作为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必须与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传递本阶级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本质上来说，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是具有阶级性的舆论工具。

节日仪式传播通过电视等这些强有力的媒介形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培养”功能。节日仪式中蕴含着大量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着共同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借由媒介的传播，通过受众对象征符的感知，在最大的范围内形成了文化的认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中传递的以史为鉴、维护正义的理念通过媒体的扩散，最终内化为每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四、媒介造势构建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场域

美国传播学者诺依曼认为，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能产生强大的传播效果。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多数传媒报道内容上的类似性会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传达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能产生“累积效果”；媒介信息到达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能产生“遍在效果”。媒体对节日仪式的宣传造势能够借助媒体的利用，将仪式传播的本身的功能进一步提升，构建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场域。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当日，中央电视台1套全程直播报道，同时央视新闻频道与江苏卫视也参与报道。纸制媒体也积极的参与进来，几乎在当天所有的主流报纸都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作为重要的新闻事件进行了报道。新媒体也积极参与进来，央视网、新华网、光明网、中青网、环球网等主流网站也积极的对此事件进行报道，不少媒体用专题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关注。

另外，很多网民也利用微博、微信等终端参与了进来。经由媒体线上线下的配合，为节日仪式传播营造了信息传播的场域。网民也通过自己的积极参与，与与会者一起感受到了本次祭奠仪式的内涵，借助时空的穿越性，召唤起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并在媒体的传播中强化了中华儿女共同的爱国情怀，增强了民族核心凝聚力。

（作者系安阳工学院文法学院传媒教研室主任）

参考文献：

[1] Ritual communication: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l ceremony.Rothenbuhler,E.W.1998.

[2] (美)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