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新技术时代的理念与实践原则

【本文提要】 科学传播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推广科学知识，而是塑造知情的公众。当新技术打破科学信息扩散流通的传统权力逻辑时，公众科学知识需求的增加与多样化却未能得到充分满足。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理念与实践原则今天正在经历强烈重塑。鉴于科学议题的专业性和高门槛，在科学新闻报道实践中，要格外警惕“虚假中立”。科学记者今天面临的挑战，在于提供更为严谨、更具批判性的新闻报道，使得公众更为清醒、更加知情，更愿意投身到关于科技进步、科学发展进程和科学技术伦理的公共辩论中，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科学传播 科学新闻 新技术时代 虚假中立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科学传播和科学新闻？纽约大学社会学与法学院教授Nilkin曾这样论述科学新闻的重要性：“没有什么比好的报道更能为公众提供有关科学的贡献与紧迫性的理解；而坏的报道不仅误导公众，也导致科研支持被削减”。①早在193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William Laurence就将面向公众的科学报道写作者称为“普罗米修斯的真正后代”，因为他们“从实验室、从大学研究机构采集科学界的奥林匹克火种，并广为洒向人类”——正是报纸的科学报道给社会大众提供了所需的信息，帮助人们理性地选择更好的生存方式、更好的生活。②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传播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推广科学知识，而是塑造知情的公众——只有这样的公众，才能够认识到科学及其相关活动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作用，认识到作为决策依据的科学证据的性质，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和局限。③

然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并非一成不变。2010年，科学传播创新协会ICS（Innovations in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属下意大利的里雅斯特高级国际学校SISSA的研究小组，组织了一个主题为“科学新闻学与二十一世纪的权力”的工作坊④——ICS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医学、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创新路径的实践性原则的讨论，科学新闻学亦是其聚焦的主题之一，该工作坊将科学新闻学置于传播系统与科学-社会关系的变革中进行探讨——这一变革也可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新技术打破了传统上科学信息扩散流通的权力逻辑，科学记者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那种“简单讲述科学事实、盗知识之火以拯救普罗大众于无知的迷思”早被打破，已然特权不在；另一方面，与公众科学知识需求的多样化快速增加不相称的是，似乎也并没有更多的专业人士站出来，大幅度增加或者替代以往科学记者所做的将科学“翻译”给公众的工作。在传统媒介江河日下的颓势中，科学传播自然难以幸免，“大量新闻日报专门的科学新闻版面已不见踪迹”。⑤1989年，美国共有95份报纸在从事科学新闻报道，到2004年只剩下34份⑥。英国的科学新闻业者数量自2005年起开始减少，科学新闻业逐渐被公共关系机构主导，科学记者的工作内容则被“去技术化”，变成“复制粘贴”，导致原创内容减少、报道质量下降⑦。

与此同时，新传播环境下科学记者的工作压力倍增。受众对互联网信息的需求极大，记者开始转型为融合媒体人才，每条新闻都需要制作出不同的媒介产品以便在不同平台上发表，这使得他们往往更没有时间去发现选题、接触消息源，也无力对已有选题追踪报道⑧。从表层客观事实的准确性，到如何对作为消息源的专家权威提供的信息做出判断，这些传统媒体时代的困难在今天从未减少，尤其涉及一些尚未定论的科学议题时更是如此。糟糕的是，科学记者匆忙做出的抉择与互联网上被大肆讨论和传播的各种看法交织在一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2007年全球轰动、迄今仍未告破的英国三岁女童玛德琳失踪案，由于有媒体误读了一份DNA检测报告，以至失踪女孩的父母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在媒体和网络上遭到猛烈抨击，便是一例⑨。

在中国，如今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不再仅仅以大众媒介的科学报道为主。包括民间团体和个人在内的多主体、开放互动的科学传播系统正在公众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泛科技兴趣社区“果壳网”（http://www.guokr.com）、用户分享专业知识的网络问答社区“知乎”（http://www.zhihu.com）的影响力便是一例。以此同时，在医疗、公共健康、食品安全、环境、能源等一系列科学相关议题的众声喧哗中，小到手机锂电池的工作原理、隔夜菜的细菌数量，大到雾霾的成因、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PX项目的技术基础和监管，许多需要极高专业门槛的科学议题，与其他政治、社会议题交织在一起，不时在家人朋友小圈子乃至社会公众当中引发争议——针对复杂的科学问题，有争议实属正常；大众媒体的相关新闻报道、科学作家的文章书籍、科学界面向公众举办的各类科普活动，也对热点议题及各方观点多有涉及。然而，从总体上看，将科学“翻译”给公众，无论话题的覆盖范围还是深度，均远远不够。甚至，资深科学记者袁越（网名“土摩托”）认为，尽管基于互联网的“这些科学社区挺好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爱好科学的人是挺好的一件事”，但也要注意到，“新兴社区上是一些写手来给受众传播知识，而不是专业的记者……在国外，真正的大报，比如《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与科学社区上的文章相比，还是更可信的……但是中国因为有一些特殊国情，加上中国记者本身水平有限，导致民间新兴的这帮人来做这样一件普及科学的事情看似是合理的。但是他们本身的专业性也有待检验” ⑩。

科学新闻：科学传播的重要维度

将科学“翻译”给公众这一工作，在现代社会大量经由大众媒体的科学新闻报道来完成。可以说，大众媒体是持续影响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11]。所谓科学新闻，无非是覆盖科学领域的新闻报道；担负这一任务的科学记者，其角色是将科技发展的成果告知那些科学论文所无法到达的更为广大的受众群体[12]。在科学记者看来，科学新闻“就是把最新的、最权威的、主流的论文和他们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老百姓能懂，而且对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有影响的知识” [13]。

尽管传统媒体科学新闻的现状和未来令人堪忧，但今天许多主流媒体上，科学新闻依然占一席之地。作者以2015年4月6日~12日的《人民日报》、《东方早报》、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为对象，检索一周内科学新闻的刊载情况[14]。

研究发现（见表1），《人民日报》这一周共有两个科学新闻相关版面，刊发稿件8篇。其中，4月7日“科技特刊”刊发一个整版，稿件2篇；4月10日“科技视野”刊发一个整版，稿件6篇。文章主要由该报记者采写，涉及众创、云农场、“互联网+”、热点材料、绿色经济等主题。

《卫报》一周的“科学”专区共34篇稿件，涉及天文学、生物学、武器技术、医学研究、动物学等9个科学领域，议题范围甚广，例如天文爱好者的旅行、微笑的心理学奥秘、HIV抗体疗法的进展，等等。大多数文章的作者并非职业科学记者，而是大学教授及学生、研究院所的科学工作者，也有自由撰稿人。《卫报》为他们开辟了多个专区以集纳这些文章，篇幅都在1500字以内。

《纽约时报》的固定科学新闻版面为“科学时代”，每周出版一叠，检索区间内的出版日期是4月7日，共七个版。这一周《纽约时报》科学报道聚焦近期热点事件，以及日常生活与科学的联系。例如，D叠1版的2篇稿件便围绕近期“德国之翼”失事航班及肇事嫌疑人、副驾驶卢比茨展开。与《卫报》不同，这些报道大多由《纽约时报》记者采写；相似之处是《纽约时报》也为这些报道设置了多个小栏目，文章篇幅与《卫报》接近，在100~1500字之间。

这一周内，未检索到《东方早报》与科学新闻相关版面。

这一检索虽非系统研究，仍能大致体现出不同媒介对待科学传播的态度。事实上，不仅中国，大量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喀麦隆……科学新闻都很少出现在媒介议程当中，尽管这些地区并不缺少与科学报道相关的事件：肆虐亚洲的禽流感病毒，在非洲根深蒂固的疟疾和HIV，南美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快速衰减[16]——这种局面，除了科学记者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之外，这些地区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及相关资源的匮乏，也是原因之一。

从媒介组织和新闻生产的发展过程看，职业科学记者的出现、报纸科学报道的系统化，确立了机构化的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基础。最初的起步得益于科学报道与社会的科学进步潮流一拍即合。1928年，曾经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和物理、后来担任牛津大学出版社科技类图书编辑的James Gerald Crowther，立志开启自己作为科学记者的职业生涯[17]：他写信给《曼切斯特卫报》，希望担任该报官方科学记者，其理由并不是自己多么出色，而是“日报很容易因其呈现的科学信息和态度脱颖而出”；而且报纸“应该帮助公众认识科学的伟大之处，及其社会和心理意义”——在1920年代，《曼切斯特卫报》是英国极受尊敬的报纸，也是公认的唯一达到国际水准的地方报纸，影响力仅在《泰晤士报》之下。再看同一时期的美国报纸，科学被描绘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社会的经济资源，设备更新的基础，技术需求的提供者[18]。

也是在这一起步阶段，最早一批科学记者以游走于科学社区和新闻业之间的特殊身份，在报社编辑和科学家之间来回磨合，开始逐步建立科学新闻报道的专业实践准则。1920年代的美国，以报业辛迪加Scripps等媒体为代表的科学报道，承担的首要职责，就是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翻译”成美国人能懂的内容，将枯燥乏味的科学语言写作转变为令人激动的论争和新突破[19]，至于什么样的科学议题值得媒体采写、什么是“好”的科学报道，彼时尚未形成一套客观标准。从科学报道的理念到具体稿件的操作，大都由科学家——科学记者——编辑之间的语境和张力决定。

一窥Crowther供职《曼切斯特卫报》期间与编辑的通信，这种张力随处可见：记者感兴趣的科学议题往往与自己的专业背景有关（比如，Crowther喜欢报道物理，对物理学家描述的内容少有质疑和批判），编辑团队则直截了当地认为，要选择那些让读者容易理解的科学议题，越简单、越接近读者的生活和现实经验越好（报道昆虫还是报道中子？当然是昆虫！因为有关自然和健康的选题对公众来说，重要性高过物理）；此外，记者希望以严谨的技术性语言来报道科学家的工作，编辑更看重文辞优美、易于感染读者——1929年，Crowther提出要报道剑桥大学27岁的天才物理学家狄拉克有关“未来原子物理学”的研究成果，编辑泼冷水道：“狄拉克的文章太僵硬了，除非这个学问能被公众理解，否则我们不会刊载关于它的报道”（作者注：四年后，狄拉克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同样，Crowther想报道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贡献，编辑却说：“你把量子物理说成是一桩好像每个人都理解的事情一样，事实上几乎不会有读者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932年Crowther采访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第一个报道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这一独家报道无论对报社还是记者本人都影响深远。不过编辑在当时依然很担忧：“我希望你意识到，你寄给我们的关于中子的报道，从科学观点上极为重要，对于普通人来说却也很难读，尽管我怀疑是否还有人能将这个主题比你写得更容易理解。当然我也知道这一发现对科学家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只能敦促你，任何你发来的稿件，都要尽一切可能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发生了什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