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艺术创作主体重构探究【2】

（二）受众的反客为主

受众是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在面对视听艺术作品时，受众的角色已经不单单是信息的接受者，受众已经反客为主，成为二次创作者、意义的阐释者和完成者。在传统文本研究中，读者的地位已得到重视，而在数字时代的今天，读者的意义更是值得深究。

1.二次创作者

安伯托·艾柯早在其《开发的作品》中提出“开放性”是艺术家和消费者的未来。“开放性”意味着创作者只是建构了一个作品的框架，它是未完成的、好比一座大厦只是完成了钢筋结构，真正的区隔划分、软装布置还需要靠受众来完成。

康士坦茨学派创始人之一、德国接受美学理论代表人物伊瑟尔在其《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指出：“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阈的阅读期待，但唤起它是为了打破它，使读者获得新的视阈，如此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阈的文本结构，即所谓的‘文本的召唤结构’。”[14]因为经验和想象的差异，每个人填补后对于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伊瑟尔认为“召唤性”是文学文本最根本的结构特征，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随时等待读者去想象、去补充，而其空白和不确定越多，需要读者发挥之处也越多，这样有限的文本就有了无限意义的生产可能。

现在一些电影的文本就是开放式的，如电影《致命诱惑》，观众可以在内部预演时，通过按动座椅的按钮、给表演打分来选择最后的结局。现在还有一种以“机动观众”为特色的赛博戏剧，观众拿着遥控器随时在故事的进展过程中点击使之分叉，当剧中人分别走向两个方向时，观众还可以像游戏一样跟着某一个人物走，不同的人物会带来不同的场景和故事。创作者和受众在完成同一件艺术作品的创作时，彼此交换了对方的大脑，同时也完成了交互关系。

2.意义的阐释者和消费者

除了完成二次创作外，玩家更是意义的阐释者。在数字化的视听艺术作品中，意义是不确定的，结构也可能是多线性的，受众通过能动的参与不仅仅是对于意义空白处的填充，更是对于意义的阐释和延伸。“固定的作品结构被读者瓦解或重新构造了，意义也被新链接的文本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创造性的阅读使静止的结构被召唤式结构所替代，结构成了一种在‘运动’中不断发展的东西。”[15]如台湾艺术家吴达坤的作品《迷楼——台北》就从影像、观看者、主体与自觉的角度出发，指明了当代人日趋异化的认知结构，也赋予“知觉的身体”一个讯息与媒体时代的漫游者形象，艺术家借此建构了“观者主体”的基础，自主性的体验、自我的阐释方式、互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心理投射，切入个体意识及群体关系的当代命题。

在电子游戏中，玩家对于意义的阐释与完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一是玩家自身；二是玩家在互联网中的化身，即玩家的赛博身体。

化身是玩家在网络中的替身，它代替玩家去执行一切任务，在网络中所起的作用使多样玩家自身与化身关系密切。斯蒂芬森在科幻小说《大雪崩》中这样描述“化身”：“人物是由一种称作‘化身’的软件来支持的，他们是人们在元空间里用来相互交流的声像合一体。”[16]玩家在刚开始玩游戏进入角色时，表演的是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角色，时间久了必会把自己的个性带入到角色之中，原本与玩家无关的角色自然而然会被玩家自我内化，“这也是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其结果便是形成了角色与玩家之间的‘交互主体性’，玩家越是沉浸于游戏之中，与角色之间的融合程度就越强。就此而言，游戏本身对玩家的人格发展与转变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17]。而角色最终的发展是创作者不能预料的。

消费时代消费的、抽象的大众取代了具体的读者，这也契合了视听艺术作品出现的背景，例如增强现实艺术作品、增强虚拟艺术作品就是迎合了消费社会的需求，无论是谷歌推出的增强现实眼镜、Total Immersion推出的虚拟试衣系统，还是迪士尼推出的增强虚拟游戏，其最终目的都是将受众变成消费者。（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艺术学博士）

（本课题为南京艺术学院教学研究立项课题，课题名称为《数字时代艺术人才培养研究和实践》，课题编号：JWWJJY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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