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由于张季鸾在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时,正是中国时局动荡时期,内忧外患,因此,张季鸾以言论救国为理想,并继承了我国近代报业“文人论政”的传统,在报纸上就国家政策、政治腐败、抗日救国、社会教育等问题展开论述和分析,选题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做到了针砭时弊、言之有物。例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季鸾写了大量的社评如《国家真到危重关头》《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等文章,揭露日本要吞并中国的野心,以警醒国人。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在七七事变后,张季鸾又刊发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社评文章,如《置之死地而后生》等都是不朽的名篇,激励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
(二)公正客观的说理方式
尽管新闻评论是主观的意见表达,但从传播效果来看,能否在评论中做到公正客观、不偏不倚,是对新闻评论员素质的极大考验,而张季鸾所撰写的社评,就很好地展现了其出色的评论写作能力。在《大公报》1926年9月1日所发表的文章《本社同人之志趣》中,他鲜明地提出报纸“四不”的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强调报纸的公正性。在1936年4月1日张季鸾撰写的社评《今后之大公报》中也对该报“公正性”进行了解释,“要求同人尽可能地剖析事实,衡量利害,不畏强权,不媚时尚,期以工整健实之主张,化全国各种感情思想上之歧界”。由此可以看出,张季鸾对新闻事业客观公正的追求,就社评而言,他能够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客观分析,不感情用事,不随声附和,而是以严谨的态度、缜密的逻辑来讲道理,发议论。
三、从张季鸾的社评看新闻评论写作的文采要素
“文采”狭义上是指作者的写作功底,具体通过文章结构、用词和语言的生动性得到体现。如果说情和理是评论必须具备的要素的话,那么文采就是评论的加分项,好的文采能为评论文章锦上添花。因此,如果想要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引发更大的传播效果,文采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要素。
由于张季鸾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其社评文章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常常使用排比、对称等修辞手法,使得文章阅读起来酣畅淋漓、气势磅礴。其社评文采要素的应用包含了如下两个方面。
(一)犀利的文风
张季鸾曾经对自己的社评写作技巧做了如下概括,“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在其著名作品《蒋介石之人生观》中,张季鸾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犀利泼辣的文风,将蒋介石蒋宋联姻以继续革命的观点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中有这样一段议论:“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夫云裳其衣裳,摩托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场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宁政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这段文字精彩纷呈、妙语连珠,在冷嘲热讽中指出了蒋介石“不学无术”之德行,全文一气呵成,跌宕起伏,堪称文采斐然的社评佳作。
(二)语言的通俗易懂
张季鸾虽然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但在社评写作中,特别是在抗战开始后,常常用平实直白的语言来说理论述,使得社评文章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正如徐铸成在谈到张季鸾的社评时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季鸾撰写的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就是“朴质沉痛”这种语言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在这篇社评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过多的修辞,只是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分析中日战争的局势,进而揭露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本质,文章观点明确,语言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今天当我们重读张季鸾的社评时,固然会看到其思想主张的局限性,但从其社评写作的情理与文采来看,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当下许多新闻评论要么居高临下、俯视读者,要么言之无物,内容空洞,无法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自然也就达不到评论的传播效果,而张季鸾在社评中将“情”“理”“文采”很好地统一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社评的写作要素,这种写作方式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李彬. 中国新闻社会史[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徐铸成.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作者系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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