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转行纪录片导演两获金马奖 探究人性敬畏人性

周浩。贵阳人，广州纪录片导演，曾供职贵州机械设计院，1992年转行进入媒体成为记者，1999年来到广州，2002年转行拍纪录片，成为导演。继作品《棉花》获去年台湾电影金马奖后，今年再凭作品《大同》斩获又一座金马。

两度斩获金马奖的“记者型”纪录片导演周浩：

昨天，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揭晓，广州纪录片导演周浩凭《大同》二度斩获最佳纪录片奖。

去年，周浩到了金马奖现场领奖。今年，他安排了去北京拍片的工作。无论是否得奖，他都不打算出现在现场，“挺想听掌声的，但我告诉我自己，到底什么是我要的东西，我应该离它（荣誉）稍微远一点，不应该过多沉迷这样的事情。”

他刻意和奖项保持着一个稳妥的距离，“有奖当然挺好的。我主要冲金马的奖金去的，三四万块钱，得奖会对我后面的拍摄有帮助，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有这样的东西，会受益。”这当然掺杂着玩笑的意味，以他现在的名气，筹钱拍片子并不会特别困难。至于他自己的收入，“我也犯不着去发财”。

从记者转行至纪录片导演，他曾经在不同的采访中解释过这个选择，“这是一个很适合记者做的一个行当。因为记者对社会的了解，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和社会各阶层的融合能力，其实记者占有很大优势。”、“媒体的义务是让这个世界的人能更好地进行沟通，为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找到根据和理由。”、“其实我们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对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有兴趣，然后我们开始介入别人的生活，然后也把我们所经历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所谓的做这么一件事情，以纪录片之名。”

拍纪录片，也是周浩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他以镜头凝视中国社会的每个细微节点，他拍过工人、农民、医生、警察、毒贩、高考生、官员，用陈述句的质感，为板结在矛盾中心的个体，呈现他们在这个大时代里的真诚面目。

记者型的纪录片制作者

47岁的周浩是贵阳人，1992年进入媒体，1999年来到广州。2001年伊拉克战争前，他和同事被派到巴格达，是当时唯一在巴格达的中国纸媒记者。翌年周浩转行拍起了纪录片。

在媒体做了十年摄影记者，离开是因为“这些人和物只是摄影师的工具，本身跟被拍摄者之间并没有发生更深层次的交流。”拍纪录片，让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不需要对任何机构交代，充满快感”。

他不承认自己有天赋，并评价自己“智商也不高”。尽管处女作《厚街》被喻为罕见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并于2003年获“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2004年入选“2004上海国际双年展”、2006年入选“广州国际三年展”；2006年，第二部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他说，自己拍纪录片是“混进来的”。跨行后，周浩始终保有记者特有的警惕感甚至不适感，甚至还被人称作记者型导演。做《厚街》时，他特别反感署名“导演：周浩”，改为署“制作：周浩”，“这是生活自然流出来的东西啊，怎么我会是导演呢？”

善于沟通的寡言者

拍摄《棉花》时，周浩跟着河南小媳妇延威坐了58小时的火车去新疆。列车里拥挤不堪，硬座底下也躺满了人，轻巧的延威则爬上了行李架。周浩将镜头对准了她。或许觉得姿势不雅，延威连连闪避。“也让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苦啊。”周浩劝完，延威便不再坚持。

周浩话不多，也不算和蔼可亲，甚至给人某种距离感。但他认为，和别的纪录片导演相比，自己的优点是善于沟通——不是语言层面，而是基于对人性、人心渴望的了解。没有人喜欢孤独，“我们惩罚同类，就是把他关进监狱。监狱不愁吃、不愁穿，但人人都怕进监狱，就是因为怕跟这个世界失去联系。别人为什么不让你拍？是怕对他有影响。不理解、误解，肆意地解读他。当你把这个消除，问题就解决了”。

真实在于“混沌”

刚开始拍片时，周浩追求纪录片的“客观真实”。后来他发现，“所有的真实都是导演架构出来的。”第二部片子《高三》，有观众问他，为什么片子里的孩子都不看镜头？“很简单，我把看镜头的部分剪掉了啊”。

他自问，“剪掉了看镜头的镜头，我呈现的是真实吗？祖师爷告诉我，应该像墙头的苍蝇一样俯视众生，像上帝一样不要去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只要静静观看就行了。这是自欺欺人的，怎么可能一个摄影机对别人的生活没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永远都存在的。”

拍片时，十之八九被人拒绝，拍到的只是十之一二，“这十之一二，按抽样样本来看，是否具有代表性？跟真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陷入困惑，“片子里的世界是我构建出来的世界，只是用真实的元素、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来构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它跟真实世界之间肯定是有很大差异性”。

多年后，一个德国汉学家Ackermann策划在欧洲做一个中国的艺术展，周浩问了一个问题：通过这个展览，你想告诉看过这个展览的欧洲人什么？Ackermann答：“就两个字，混沌。”随后解释，“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已经有一些固化，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个展览后，对中国的概念模糊起来，他不再那么肯定别人所告诉他的那个中国，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象这个国家。”

周浩找到了“拍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巴别塔的救赎

传说，人类修筑巴别通天塔，威胁到上帝的威严。于是，上帝搞乱人类的语言，使人群之间不能沟通，从此人类陷入冲突和混战。

在周浩看来，纪录片，也许能扮演巴别塔的救赎。“这个世界充满战争、纠纷、冲突，包括最近发生在巴黎的事情。归根到底是人群跟人群之间的不了解，或我根本不愿意去听你说什么，这是当今这个世界最糟糕的问题。”周浩觉得，纪录片就是“增加人们思维的维度，知道这个世界原来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

例如作品《差馆》。有观众质疑不真实，因为“没看到警察打人”。“我当然承认警察会打人，但打人并不是警察的标签。如果你看见一个警察就觉得他会打人的话，是强烈的个人偏见。干嘛要用一个标签去看一个群落呢？”

如果纪录片能让观众回过头来反思，“怀疑自己的这种模式是否是正确的，看待事情开始混沌起来，不再坚持以前的看法的话，这个世界可能和善起来”。

周浩觉得，“每个个体，就是每个个体。我们犯不着给一个个体贴上标签。纪录片如果能让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混沌起来，目的就达到了”。

不预设结果，不当上帝

有人说，做纪录片的人，片子拍好就走了，去拿奖了，但被拍摄的人的命运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有一类纪录片片末一定有落笔，有解决方法。其实这种类型的比重在纪录片中很少，因为你在替观众思考，想扮演上帝的角色。”

周浩忌讳被拍摄的人的生活因自己的片子而发生改变，“我并不想成为某个群落的代言人或救星，而且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救星？”他觉得自己的片子会对这个社会有所作用，“但具体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不会预先预判、期待。就像《高三》，我不敢妄想它对高考制度有影响，但肯定起了某种作用，不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肯定有发挥作用”。

对周浩而言，他相信自己的片子“在为这个社会尽力，变成人和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至于能起到什么作用不是我能掌控的，我能做到的只是把片子用我的方式表达出来。”

对于片中人物的命运，周浩有时会介入，但是“想改变别人的企图有时候非常苍白无力，并不是你想改变别人就能改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有时候你只需要你静静地站在旁边看就好。而且庆幸的是，他还允许你站在旁边看，这就够了”。

周浩VS广州

1.用一本书来表达你对广州的看法。

广州包容大度，没觉得那本书能概括，一两句话很难表达。

2.留在广州的理由。

广州自由，可以穿着拖鞋上街，宽容、饮食又好，虽然半年天气炎热，但半年天气温暖湿润安逸。

3.广州对你的影响。

广州自由的状态，也许是中国最自由的城市，包容性很大。

4.广州最美的时刻。

冬天。

5.不用工作时，在广州最常去的地方。

去各种小街小巷吃东西。

探究人性敬畏人性

做了这么多纪录片，也拿了这么多奖，得到了这么多肯定，周浩非但没有觉得自己有多牛，反而对世界和人越发敬畏，“比以前更小心翼翼地去处理跟人的关系。因为知道，每个个体就是每个个体”。

周浩说，自己的底色始终是记者，对人有好奇，“对人的不可捉摸性还是蛮着迷的。”例如拍摄《龙哥》时，龙哥对他说的话，十句里面有八句是假话，但他并不介意，“当你遇到一个不说谎的龙哥，还是真实的他吗？龙哥的真实状态，就是谎言，这是他的常态，他的生存方式。他在欺骗你的时候，就是你去探索、去了解这个人最好的时候。”

“比如吸毒的人，很容易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呈现人性的两面，拍这种人的时候，你会对人性了解更多。”周浩真想探究的还是人，“无论是工人、农民、毒贩还是官员、警察、医生，职业不是最重要的。就像《棉花》，就是借棉花说普通人的故事。”

“愿意相信人本善”

看过《龙哥》的人都会被震到。这不是所谓的毒品危害教育片，而是呈现了毒贩的人生。在周浩的镜头下，毒贩龙哥吸毒、贩毒，戒毒、复吸，偷盗、跟女友纠缠。每次和龙哥见面，周浩都会带上200元“救助费”。

线索最初来自报纸。“看见一则通栏消息，说广州同德围有个烂尾楼，楼里有很多吸毒的人。去了很多次，认识了龙哥，他们发现我每次来就是看看，没有恶意，我的介入不会对他们有伤害或影响，就愿意交流。”

跟龙哥“一回生二回熟”，片子从2004年拍到2006年。两年中，龙哥时常失踪，“只有他找我，我找不到他。他找我，我就拍下来，所有素材量不过15小时。”

2006年，龙哥在瑞丽携带680克海洛因，被判死缓。

虽然龙哥关在遥远的昆明，《龙哥》也已成片，但周浩跟龙哥的关系并没有结束，甚至至死才能方休，“一看来自昆明的电话，就是他。有时候寒暄，有时候会给他钱，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给他钱了，在监狱里还是有一些花销。我变成了他跟外部世界唯一的有效联系。”

龙哥的入狱通知书也是寄给了周浩。对于自己跟龙哥的关系，周浩说“没法定义，说不清楚，理不明白”，但能肯定的是，“我们俩之间不论谁先死，这种联系是割舍不断的”。

他不能切断跟龙哥的联系，“当你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寄托，钱又不是太多，他也不是死皮赖脸的人，他认为这么多年的朋友就是我，但我未必认为我们之间是朋友，就是一种关系，别去定义它，也别去描述它”。

和一个偷抢拐骗的毒贩如此交往，周浩认为，“会担心，但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或者愿意相信人本善，他并不是一个丧失人性的人。”

在底线边缘行走

拍摄龙哥的时候，“他那么多入室偷盗，我很好奇，当时问自己很久：要不要跟着他拍一次？”周浩问过很多朋友，朋友都说别去。考虑再三后，他没有跟。

底线的把握，是周浩拍片无可回避的问题。

《书记》记录了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在离任前3个月内发生的故事。其中一个细节，书记要求周浩先出去。周浩人虽然出去了，摄像机画面也关了，但录音没关——于是录下了书记拿出一笔笔钱，跟助手说，等他调任走了，钱要分别退还给谁谁谁。

这算违背拍摄对象对自己的信任吗？“当时（录音）是下意识的动作，记者出身的人，总是想拿到一点料，但真拿到的时候，就会想我要怎么处理”。最后，《书记》没有使用这些素材。

“最难把握的就是这种，因为并不希望片子变成一个呈堂证供，让被采访人因此受到别的待遇，这是一个底线问题。如果放上去，片子会更加有所谓的震撼力，但这不是我追求的东西。做纪录片很不一样，会平和一点。你会知道，他是人，你也是人，他有的缺点你也有，干嘛用一个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这个世界的最大不和谐或矛盾，就是我们永远‘严于待人宽于待己’，对别人永远都是苛刻的要求。”

直到郭永昌2009年因其他事情进了监狱，周浩重新剪辑《书记》，才将这个片段放了进去。“当他进去（监狱）后才决定放出来。而且我不觉得这是他的污点。作为官员，别人来贿赂，这是他生态的一部分，有的人是丢了钱就跑掉了，你总要处理这些钱。我没有骗观众，官员的生态就是这样的。我做片子不是为了揭露什么，而是让人群之间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其实做官员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早七八年以前的官员，一些地方生态就是这样的”。

背负原罪的拷问者

“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底线在哪里、什么地方是底。只能凭感觉去做。而且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模糊的，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但你能不能过自己那关？”

“底线，其实是自己找的一个平衡点，于是就可以苟且地活着。”周浩说，做纪录片需要强大的内心，并以此去背负纪录片的原罪：“纪录片其实是违背人性的。我们总是想把那些被人遗忘的或努力掩饰的，揭示出来。这跟人的本性是背离的。人活着就是要有选择的遗忘，忘记不该记得的事情，在遗忘中才会有勇气活下去。而纪录片是与此对立的，必然有所犯忌，这就是纪录片的原罪。所以，更需要分寸，不伤害别人，这很困难，也是底线。”

他常告诉新闻学院的学生，“灾难发生，你救人还是拍照片，其实是个悖论，没有谁对谁错，没有唯一的解决方案。你能作的，就是在现场凭直觉作出选择，选择后不要为自己没有作出另一种选择而后悔。最后不是别人评述你，而是你自己能不能过自己这一关的问题。救人了，就别后悔没拍照片；拍照片了，也别后悔没救人。” （记者 蒋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