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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转行纪录片导演两获金马奖 探究人性敬畏人性

2015年11月22日06:57    来源:信息时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纪录片能提醒人们这个世界可能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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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贵阳人,广州纪录片导演,曾供职贵州机械设计院,1992年转行进入媒体成为记者,1999年来到广州,2002年转行拍纪录片,成为导演。继作品《棉花》获去年台湾电影金马奖后,今年再凭作品《大同》斩获又一座金马。

两度斩获金马奖的“记者型”纪录片导演周浩:

昨天,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揭晓,广州纪录片导演周浩凭《大同》二度斩获最佳纪录片奖。

去年,周浩到了金马奖现场领奖。今年,他安排了去北京拍片的工作。无论是否得奖,他都不打算出现在现场,“挺想听掌声的,但我告诉我自己,到底什么是我要的东西,我应该离它(荣誉)稍微远一点,不应该过多沉迷这样的事情。”

他刻意和奖项保持着一个稳妥的距离,“有奖当然挺好的。我主要冲金马的奖金去的,三四万块钱,得奖会对我后面的拍摄有帮助,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有这样的东西,会受益。”这当然掺杂着玩笑的意味,以他现在的名气,筹钱拍片子并不会特别困难。至于他自己的收入,“我也犯不着去发财”。

从记者转行至纪录片导演,他曾经在不同的采访中解释过这个选择,“这是一个很适合记者做的一个行当。因为记者对社会的了解,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和社会各阶层的融合能力,其实记者占有很大优势。”、“媒体的义务是让这个世界的人能更好地进行沟通,为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找到根据和理由。”、“其实我们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对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有兴趣,然后我们开始介入别人的生活,然后也把我们所经历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所谓的做这么一件事情,以纪录片之名。”

拍纪录片,也是周浩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他以镜头凝视中国社会的每个细微节点,他拍过工人、农民、医生、警察、毒贩、高考生、官员,用陈述句的质感,为板结在矛盾中心的个体,呈现他们在这个大时代里的真诚面目。

记者型的纪录片制作者

47岁的周浩是贵阳人,1992年进入媒体,1999年来到广州。2001年伊拉克战争前,他和同事被派到巴格达,是当时唯一在巴格达的中国纸媒记者。翌年周浩转行拍起了纪录片。

在媒体做了十年摄影记者,离开是因为“这些人和物只是摄影师的工具,本身跟被拍摄者之间并没有发生更深层次的交流。”拍纪录片,让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不需要对任何机构交代,充满快感”。

他不承认自己有天赋,并评价自己“智商也不高”。尽管处女作《厚街》被喻为罕见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并于2003年获“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2004年入选“2004上海国际双年展”、2006年入选“广州国际三年展”;2006年,第二部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他说,自己拍纪录片是“混进来的”。跨行后,周浩始终保有记者特有的警惕感甚至不适感,甚至还被人称作记者型导演。做《厚街》时,他特别反感署名“导演:周浩”,改为署“制作:周浩”,“这是生活自然流出来的东西啊,怎么我会是导演呢?”

善于沟通的寡言者

拍摄《棉花》时,周浩跟着河南小媳妇延威坐了58小时的火车去新疆。列车里拥挤不堪,硬座底下也躺满了人,轻巧的延威则爬上了行李架。周浩将镜头对准了她。或许觉得姿势不雅,延威连连闪避。“也让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苦啊。”周浩劝完,延威便不再坚持。

周浩话不多,也不算和蔼可亲,甚至给人某种距离感。但他认为,和别的纪录片导演相比,自己的优点是善于沟通——不是语言层面,而是基于对人性、人心渴望的了解。没有人喜欢孤独,“我们惩罚同类,就是把他关进监狱。监狱不愁吃、不愁穿,但人人都怕进监狱,就是因为怕跟这个世界失去联系。别人为什么不让你拍?是怕对他有影响。不理解、误解,肆意地解读他。当你把这个消除,问题就解决了”。

真实在于“混沌”

刚开始拍片时,周浩追求纪录片的“客观真实”。后来他发现,“所有的真实都是导演架构出来的。”第二部片子《高三》,有观众问他,为什么片子里的孩子都不看镜头?“很简单,我把看镜头的部分剪掉了啊”。

他自问,“剪掉了看镜头的镜头,我呈现的是真实吗?祖师爷告诉我,应该像墙头的苍蝇一样俯视众生,像上帝一样不要去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只要静静观看就行了。这是自欺欺人的,怎么可能一个摄影机对别人的生活没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永远都存在的。”

拍片时,十之八九被人拒绝,拍到的只是十之一二,“这十之一二,按抽样样本来看,是否具有代表性?跟真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陷入困惑,“片子里的世界是我构建出来的世界,只是用真实的元素、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来构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它跟真实世界之间肯定是有很大差异性”。

多年后,一个德国汉学家Ackermann策划在欧洲做一个中国的艺术展,周浩问了一个问题:通过这个展览,你想告诉看过这个展览的欧洲人什么?Ackermann答:“就两个字,混沌。”随后解释,“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已经有一些固化,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个展览后,对中国的概念模糊起来,他不再那么肯定别人所告诉他的那个中国,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象这个国家。”

周浩找到了“拍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巴别塔的救赎

传说,人类修筑巴别通天塔,威胁到上帝的威严。于是,上帝搞乱人类的语言,使人群之间不能沟通,从此人类陷入冲突和混战。

在周浩看来,纪录片,也许能扮演巴别塔的救赎。“这个世界充满战争、纠纷、冲突,包括最近发生在巴黎的事情。归根到底是人群跟人群之间的不了解,或我根本不愿意去听你说什么,这是当今这个世界最糟糕的问题。”周浩觉得,纪录片就是“增加人们思维的维度,知道这个世界原来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

例如作品《差馆》。有观众质疑不真实,因为“没看到警察打人”。“我当然承认警察会打人,但打人并不是警察的标签。如果你看见一个警察就觉得他会打人的话,是强烈的个人偏见。干嘛要用一个标签去看一个群落呢?”

如果纪录片能让观众回过头来反思,“怀疑自己的这种模式是否是正确的,看待事情开始混沌起来,不再坚持以前的看法的话,这个世界可能和善起来”。

周浩觉得,“每个个体,就是每个个体。我们犯不着给一个个体贴上标签。纪录片如果能让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混沌起来,目的就达到了”。

不预设结果,不当上帝

有人说,做纪录片的人,片子拍好就走了,去拿奖了,但被拍摄的人的命运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有一类纪录片片末一定有落笔,有解决方法。其实这种类型的比重在纪录片中很少,因为你在替观众思考,想扮演上帝的角色。”

周浩忌讳被拍摄的人的生活因自己的片子而发生改变,“我并不想成为某个群落的代言人或救星,而且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救星?”他觉得自己的片子会对这个社会有所作用,“但具体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不会预先预判、期待。就像《高三》,我不敢妄想它对高考制度有影响,但肯定起了某种作用,不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肯定有发挥作用”。

对周浩而言,他相信自己的片子“在为这个社会尽力,变成人和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至于能起到什么作用不是我能掌控的,我能做到的只是把片子用我的方式表达出来。”

对于片中人物的命运,周浩有时会介入,但是“想改变别人的企图有时候非常苍白无力,并不是你想改变别人就能改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有时候你只需要你静静地站在旁边看就好。而且庆幸的是,他还允许你站在旁边看,这就够了”。

周浩VS广州

1.用一本书来表达你对广州的看法。

广州包容大度,没觉得那本书能概括,一两句话很难表达。

2.留在广州的理由。

广州自由,可以穿着拖鞋上街,宽容、饮食又好,虽然半年天气炎热,但半年天气温暖湿润安逸。

3.广州对你的影响。

广州自由的状态,也许是中国最自由的城市,包容性很大。

4.广州最美的时刻。

冬天。

5.不用工作时,在广州最常去的地方。

去各种小街小巷吃东西。

探究人性敬畏人性

做了这么多纪录片,也拿了这么多奖,得到了这么多肯定,周浩非但没有觉得自己有多牛,反而对世界和人越发敬畏,“比以前更小心翼翼地去处理跟人的关系。因为知道,每个个体就是每个个体”。

周浩说,自己的底色始终是记者,对人有好奇,“对人的不可捉摸性还是蛮着迷的。”例如拍摄《龙哥》时,龙哥对他说的话,十句里面有八句是假话,但他并不介意,“当你遇到一个不说谎的龙哥,还是真实的他吗?龙哥的真实状态,就是谎言,这是他的常态,他的生存方式。他在欺骗你的时候,就是你去探索、去了解这个人最好的时候。”

“比如吸毒的人,很容易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呈现人性的两面,拍这种人的时候,你会对人性了解更多。”周浩真想探究的还是人,“无论是工人、农民、毒贩还是官员、警察、医生,职业不是最重要的。就像《棉花》,就是借棉花说普通人的故事。”

“愿意相信人本善”

看过《龙哥》的人都会被震到。这不是所谓的毒品危害教育片,而是呈现了毒贩的人生。在周浩的镜头下,毒贩龙哥吸毒、贩毒,戒毒、复吸,偷盗、跟女友纠缠。每次和龙哥见面,周浩都会带上200元“救助费”。

线索最初来自报纸。“看见一则通栏消息,说广州同德围有个烂尾楼,楼里有很多吸毒的人。去了很多次,认识了龙哥,他们发现我每次来就是看看,没有恶意,我的介入不会对他们有伤害或影响,就愿意交流。”

跟龙哥“一回生二回熟”,片子从2004年拍到2006年。两年中,龙哥时常失踪,“只有他找我,我找不到他。他找我,我就拍下来,所有素材量不过15小时。”

2006年,龙哥在瑞丽携带680克海洛因,被判死缓。

虽然龙哥关在遥远的昆明,《龙哥》也已成片,但周浩跟龙哥的关系并没有结束,甚至至死才能方休,“一看来自昆明的电话,就是他。有时候寒暄,有时候会给他钱,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给他钱了,在监狱里还是有一些花销。我变成了他跟外部世界唯一的有效联系。”

龙哥的入狱通知书也是寄给了周浩。对于自己跟龙哥的关系,周浩说“没法定义,说不清楚,理不明白”,但能肯定的是,“我们俩之间不论谁先死,这种联系是割舍不断的”。

他不能切断跟龙哥的联系,“当你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寄托,钱又不是太多,他也不是死皮赖脸的人,他认为这么多年的朋友就是我,但我未必认为我们之间是朋友,就是一种关系,别去定义它,也别去描述它”。

和一个偷抢拐骗的毒贩如此交往,周浩认为,“会担心,但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或者愿意相信人本善,他并不是一个丧失人性的人。”

在底线边缘行走

拍摄龙哥的时候,“他那么多入室偷盗,我很好奇,当时问自己很久:要不要跟着他拍一次?”周浩问过很多朋友,朋友都说别去。考虑再三后,他没有跟。

底线的把握,是周浩拍片无可回避的问题。

《书记》记录了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在离任前3个月内发生的故事。其中一个细节,书记要求周浩先出去。周浩人虽然出去了,摄像机画面也关了,但录音没关——于是录下了书记拿出一笔笔钱,跟助手说,等他调任走了,钱要分别退还给谁谁谁。

这算违背拍摄对象对自己的信任吗?“当时(录音)是下意识的动作,记者出身的人,总是想拿到一点料,但真拿到的时候,就会想我要怎么处理”。最后,《书记》没有使用这些素材。

“最难把握的就是这种,因为并不希望片子变成一个呈堂证供,让被采访人因此受到别的待遇,这是一个底线问题。如果放上去,片子会更加有所谓的震撼力,但这不是我追求的东西。做纪录片很不一样,会平和一点。你会知道,他是人,你也是人,他有的缺点你也有,干嘛用一个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这个世界的最大不和谐或矛盾,就是我们永远‘严于待人宽于待己’,对别人永远都是苛刻的要求。”

直到郭永昌2009年因其他事情进了监狱,周浩重新剪辑《书记》,才将这个片段放了进去。“当他进去(监狱)后才决定放出来。而且我不觉得这是他的污点。作为官员,别人来贿赂,这是他生态的一部分,有的人是丢了钱就跑掉了,你总要处理这些钱。我没有骗观众,官员的生态就是这样的。我做片子不是为了揭露什么,而是让人群之间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其实做官员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早七八年以前的官员,一些地方生态就是这样的”。

背负原罪的拷问者

“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底线在哪里、什么地方是底。只能凭感觉去做。而且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模糊的,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但你能不能过自己那关?”

“底线,其实是自己找的一个平衡点,于是就可以苟且地活着。”周浩说,做纪录片需要强大的内心,并以此去背负纪录片的原罪:“纪录片其实是违背人性的。我们总是想把那些被人遗忘的或努力掩饰的,揭示出来。这跟人的本性是背离的。人活着就是要有选择的遗忘,忘记不该记得的事情,在遗忘中才会有勇气活下去。而纪录片是与此对立的,必然有所犯忌,这就是纪录片的原罪。所以,更需要分寸,不伤害别人,这很困难,也是底线。”

他常告诉新闻学院的学生,“灾难发生,你救人还是拍照片,其实是个悖论,没有谁对谁错,没有唯一的解决方案。你能作的,就是在现场凭直觉作出选择,选择后不要为自己没有作出另一种选择而后悔。最后不是别人评述你,而是你自己能不能过自己这一关的问题。救人了,就别后悔没拍照片;拍照片了,也别后悔没救人。” (记者 蒋隽)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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