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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新闻”的精神实质

牛光夏

2015年01月21日10:12  来源:青年记者  手机看新闻

近年来美国自由作者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大力推介他提出的“解困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缩写为SoJo)理念,“解困新闻”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理念,值得我国业界和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伯恩斯坦在《纽约时报》以及斯科尔世界论坛(Skoll World Forum)等网站撰写文章,告诉大众为何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解困新闻”,并为此专门创办了一个名为dowser.org(中文为“探矿者”之意)的新闻网,致力于对社会改革的报道,主要关注的是Who is solving what and how(谁正在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他还创办了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解困新闻网络),旨在传播他的理论,试图改变传统媒体对新闻报道的认识,并通过网络影响更多有志于做“解困新闻”的新人。

所谓“解困新闻”,是指致力于解决问题而非只是发现问题的新闻报道。如在报道某贫困偏远山区失学儿童时,“解困新闻”报道的落脚点是哪种现有的模式能够降低辍学率,这一模式是如何运行、发挥作用的?

“解困新闻”与社会企业家

伯恩斯坦所倡导的“解困新闻”又与他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相关联。伯恩斯坦这样定义社会企业家:“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与商业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社会企业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盈利,他们多为社会公益组织的发起者和运营者,在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等领域谋求革新与改善,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例如为印度的流浪儿童创设24小时救援热线的杰鲁,为南非的艾滋病人建立看护网络的霍萨,为巴西的贫苦牧民提供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罗萨等。

2004年伯恩斯坦曾参与创办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家论坛,在他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2006年中文版在中国问世)这本著作中,他讲述了许多通过个人努力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如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向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以帮助他们实现个体创业摆脱贫困生活,尤努斯因此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并获得了20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美国的J.B.施莱姆帮助上千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南非的维洛尼卡·霍萨推出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艾滋病人护理模式,并由此引发了南非政府卫生医疗政策的改变……这本书中所介绍的人物都怀有一种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强有力的理想。

香港前商业电台策划总监黄伯康于2013年成立了社会企业媒体“言论自由行”(www.hksow.hk),用以推广和践行“解困新闻”。他对其所倡议的“解困新闻”曾做了如下的举例说明:在每年的风季雨季,新闻媒体便会到上环的店铺和街道,拍摄水淹和财物损失惨重的情况;但传媒真正要着眼的,应是导致上环水道淤塞的因由,偏偏这一层无人有兴趣继续跟进。媒体本身说故事的能力很强,而人们爱看的是有关“情绪”的故事,为了迎合市场便顺理成章去说这类故事。①

“解困新闻”在美国

其实,“解困新闻”的理念在之前国内外的新闻实践中已见端倪。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自由记者苏珊·贝内施(Susan Benesch)在其1998年发表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解困新闻”的兴起》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美国媒体包括提供新闻供稿服务的机构American News Service、电视台、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就已经在做“解困新闻”,如以“寻找解决之道”为口号的American News Service在1996年8月刚开始创办时曾免费供应此类稿件两年,1998年8月开始按每周两篇800~1000字的特写共7.5美元的初始优惠价售卖。1996年8月至1997年9月期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ABC News)的《詹宁斯秀》(Jennings Show)每周播出两到三次“解困新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也在1998年开列了一个名为Silver Bullets(直译为“银色子弹”,其引申义为“良方,高招”)的清单,寻求诸如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地雷阵、肥胖、大学生运动员的教育缺失等社会问题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把这个清单上的问题作为年终的封面故事刊发了一篇特写。《美国新闻》(U.S. News)在它的《1997展望》也发布了一个解困的清单,这份清单涵盖了从犯罪到高等院校学费到棒球运动催眠曲式的节奏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其编辑James Fallows认为记者们应该传播什么是正确的,对那些不良的问题应如何改善。他批评社会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只是简单直接地记录事物的表面现象,却不去考虑如何为社会问题寻找解决之道。②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秉承的新闻价值观自大众化报纸时期之后,“坏消息才是好新闻”成为其典型注解。趣味性、冲突性成为新闻价值的核心要素,20世纪30年代,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采编主任斯坦利·瓦利克尔即认为新闻建立在三个“W”上,即:women(女人)、wampun(金钱)、wrongdoing(坏事)。这样的新闻价值观使新闻记者在受众的眼中成了所谓的只关注坏消息的“愤世嫉俗者”。③在历届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中,揭露性的负面新闻报道占有绝对优势。故“解困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所奉行的传统新闻价值观的反动和颠覆,但“解困新闻”绝不是吹捧与阿谀奉承式的新闻,不是只停留在报道好人好事的层面上,它有其重视批判性的一面,通过深入的采访解释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挖掘其背景及深层次的原因,而与揭露性报道不同的是,它的终极目的是为某一问题的解决提供行之有效并可推而广之的方案。所以,从发现问题到为所关注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这才是立志于“解困新闻”的新闻人士的职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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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谢琳(实习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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