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道德与伦理经典案例评析（八）

新闻媒体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报道的题材越广泛越好，这通常是合理的诉求，因为广泛的报道能够以丰富的新闻信息满足公众利益或公众兴趣。但是自从20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隐私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价值和法定权利迅速发展成为新观念和新法律。尽管如此，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意无意披露的个人信息，往往可能给当事人造成伤害，迫于种种原因，受到伤害的一方却无法得到救济和补偿，甚至郁郁而终。试看以下两个案例。

案例一：网球巨星阿什患艾滋病被披露

阿瑟·阿什（1943～1993）是美国网球巨星，1963年20岁时以大学生身份成为第一位戴维斯杯美国代表队队员中的非洲裔人，1965年赢得全美大学生个人和团体的冠军，1969年夺得美国公开赛冠军，并以主力身份为美国赢得当年戴维斯杯。1975年31岁时，他夺得温布尔顿冠军，成为第一个世界排名第一的黑人网球手。

阿什于1980年退役。在1979和1983年做过两次心脏手术后，他将精力投入媒体、慈善等新领域。他出版了3卷本自传《通往荣耀的艰难之路》。他是家庭影院（HBO）和美国广播公司长期的体育评论员、《华盛顿邮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美国戴维斯杯领队。他还发起了几个慈善组织和基金会。1985年他入选网球国际名人堂。1988年，他获知自己的HIV病毒检测呈阳性。可以肯定是在1983年第二次心脏手术的输血中感染的。出于对家庭隐私、公众的恐惧和憎恶、更出于希望女儿卡米拉在正常环境中成长的考虑，在好友和医务机构的帮助下，他们没有公开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有不少新闻记者知道阿什的病情，却选择了保守“阿什的秘密”

1992年4月，有人打电话给《今日美国》报说阿什患了艾滋病。4月7日，记者道格·史密斯就这个传言联系上了阿什。与史密斯谈过之后，阿什又和该报的体育主编吉恩·波利辛斯基讨论此事。波利辛斯基问阿什，他的艾滋病病毒（HIV）检测是否呈阳性，阿什回答说“可能是”。他请求波利辛斯基将这一报道推迟36个小时发布，但并没有得到推迟的承诺。阿什认为该报一定会公布他的病情，所以他自己选择在4月8日，通过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告知了世人。

《今日美国》报在当天以“网球巨星阿瑟·阿什患了艾滋病”为题，将信息发给其海外版和甘尼特通讯社。阿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日美国》报打来的电话把他置于一个痛苦的境地，如果他想保护自己家庭的隐私，就不得不撒谎。“我为自己被迫在此刻披露此事而感到难过。毕竟我既没有竞选过公职，也没有需要听取解释的股东。”①阿什还说，自己原本想在5岁的女儿长大些，能够更好地理解此事后再作这项声明，他担心自己女儿班里的同学知道她的父亲患有艾滋病后，会嘲弄她、孤立她。②阿什得到了广泛同情和支持，他将最后的生命投入到防治和帮助艾滋病人的事业中。阿什于1993年2月6日去世，美国以国葬的礼仪为他送别。

网球巨星阿什是那个时代的一位角色模范，不幸因非个人缘故感染艾滋病。艾滋病是一种较长时期的身体和心理痛苦，又容易受到误解和非议。媒体的披露令他被迫选择公开承认病情，这对于他本人和家人来说都是雪上加霜，而且他将无法挽回地等待最后的死亡。我们相信，虽然公开难以避免，但是最早披露阿什艾滋病情的记者内心会背上一个十字架。

不过在当时，美国新闻界对《今日美国》报追查阿什是否患有艾滋病一事看法不一。许多新闻工作者认为，这件事是新闻，他们有义务在其得到证实后发表。另一些人认为，披露阿什的情况是正确之举，这样做能教育公众，增加他们对艾滋病的了解。还有许多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公众认为，对阿什及其家人表示同情比披露这一新闻或教育公众更为重要。阿什本人也清楚地阐述了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道德问题。阿什问道，“你们是准备以知情权为名，披着新闻自由的外衣，行冷酷、无情和愚蠢之事？还是对某些事情表示些许的同情？”阿什承认，如果这篇报道事关某个必须取信于他人的人——“上至总统，下至高速公路收费员”——那么应当让公众了解事实。但是，他说：“我希望同情能够冲淡那种所谓的新闻价值。”③

案例二：西普尔同性恋取向公开与日后命运

奥利弗·W·西普尔曾是一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海军陆战队员，在他33岁那年因保护共和党人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免遭刺杀而成为国民英雄：1975年9月22日，福特总统走出旧金山的圣弗朗西斯饭店，女刺客萨拉·简·穆尔在人群中挤到了离总统不到12米远的地方，悄悄举起了手枪……西普尔以他军人的敏感，在穆尔扣动扳机的一刹那猛地推开了她的手臂。出膛的子弹在离总统肩部约1米处飞过，打在墙上反弹后击中了路边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刺杀事件发生后不久，旧金山的一名政界人士哈维·米尔克和其他的同性恋权利活动分子间接公开了西普尔的同性恋者身份，他们自豪地说，“我们中的一员”救了总统的性命。他们声称，西普尔因为是同性恋者而迟迟得不到福特总统的嘉奖。鉴于旧金山湾地区的媒体在最初两天的报道中没有提及西普尔的个人生活，这些活动分子要求这些媒体承认西普尔是同性恋者，以借此打破人们对他们持有的“怯懦、虚弱和不勇敢”的刻板成见。但是，西普尔本人并不愿意就他的生活方式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他说：“我的性取向和我救了总统的生命毫无关系，正像我眼睛的颜色或我的种族的肤色和圣弗朗西斯饭店前面所发生的事毫无关系一样。”他对记者说，他从未向自己的雇主、母亲和家人谈及他的生活方式，并且他想就这样继续下去。

虽然大多数新闻机构迟迟未刊用有关报道，但是《旧金山纪事报》很有人气的专栏作家赫布·凯恩（1916～1997）披露了米尔克和那些活动分子的言论。接着，《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并被全国性通讯社采用。虽然这篇报道引用了西普尔不愿讨论自己性取向的说法，但是记者被同性恋活动分子告知：西普尔曾参加过旧金山湾地区的同性恋社区所宣扬的活动。此后，西普尔和他的家人被记者们团团包围。当《洛杉矶时报》的文章刊登在西普尔家乡的报纸《底特律新闻》时，他的父母读到了并感到震惊，他们此前对儿子的生活方式并不了解。母亲从此与他断绝了关系。

西普尔起诉《旧金山纪事报》侵犯隐私权，向赫布·凯恩和提及他名字的7家报纸等索赔1500万美元。但是加州高级法院驳回了起诉，而他继续打官司。一家州上诉法院认为，他的确成了新闻，而他的性取向因此就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法院认为，那些报道并不符合法律对侵犯隐私权的理解。此后，西普尔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一蹶不振，每况愈下。他严重酗酒，体重从140磅猛增到300磅，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患上了妄想症，经常有自杀想法，甚至后悔自己阻止穆尔刺杀总统。1989年2月2日，47岁的西普尔去世。他被多篇文章作为匿名和身份披露的正副作用的例证。④

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从鄙视到认识到理解其为一种生理现象，从世界范围看只不过是不久前的事，而且是正在进行中的。可以想见，同性恋者曾经是多么努力地保守秘密，为此是多么地煎熬和挣扎。这在西普尔那个时代的美国也是如此。新闻记者见多识广，应该避免触及类似的最大隐痛。

伦理和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权

到了19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各国纷纷转向工业化、城市化。其间出现了大量商业性大众报刊，有几分类似于20世纪末互联网的崛起。从1850年到1890年，美国报纸发行量增长近十倍，报纸间竞争激烈，并广泛深入地渗透了整个社会。纯粹的私人事件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公共话题，而报刊似乎日益倾向于开展这种活动。“事实上，是对报界的义愤，首先创造了法律上的隐私权。”⑤

今日隐私权法的源头，可追溯至美国律师塞缪尔·沃伦（1852～1910）和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1856～1941）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发表的重要论文《论隐私权》。更早一点，密歇根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托马斯·M·库利（1824～1898）在1880年将隐私权定义为“一种完全逍遥即独处的权利”。

沃伦和布兰代斯是哈佛法学院的同班同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班前两位。沃伦娶了波士顿一位阔太太，并为了继承家传的造纸业而放弃了律师业务。沃伦夫人喜欢举办社交活动，而波士顿的报纸热衷于“以高度私人性的和令人尴尬的细节”报道沃伦夫人的聚会，尤其是一份叫《星期六晚报》的报纸。最不能让沃伦夫人接受的是报纸对她女儿婚礼的报道。于是沃伦找到前律师事务所搭档布兰代斯，结果就产生了这篇传世名文。⑥